话说到现在，现代水墨怎么把中国美学给重塑一遍，这事儿还挺让人琢磨。到底是老规矩呢，还是来点新花样？先别急着看西方那些专家的眼光投在哪，中国水墨的命门自己捏着呢。岳敏君和朱新建也好，张晓刚跟刘庆和也罢，这就好比是咱们自己在玩选择题。要是光图钱和虚荣，画得再热闹也经不起时间一筛；只有那些真把游戏规则给改了的人才算拿得出手。现在的水墨正处在一个挺关键的档口，“最有创造力和学术影响力”这点感觉特别强烈。 回过头看，以前咱们老拿文人画来压阵，其实这不是重点。真正让水墨发光的地方在于它多元、个性、有开拓精神。对现在的生活怎么看？对现代性和当代性怎么回答？还有对老传统怎么再解读？这方面没有固定答案，关键是得把自己的个性抖搂出来。就像李老十画钟进士一样。 再说构图这块儿，唐朝张彦远说“经营位置”排第一，范宽、李唐、米芾、倪瓒、渐江、朱耷、龚贤、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石鲁这些大师一路下来都讲究大块头的结构。可后来的元明清文人画却把笔情墨韵给玩到了极致，到了清朝正统派的时候，整个画坛就像婆婆妈妈似的没了精气神。现代水墨又把“构造”这面大旗给举起来了，胆子大得很。 我写文章总是盯着现代水墨不放，原因之一就是它太看重大块构造了。总结起来说就是三个递进式的原则：结构比造型重要，造型又比笔墨重要；气势压倒骨力，骨力再胜过韵致；远观比近察好，近察又比细品强；胆识是第一要件，修养次之，功夫排最后。 这种大块结构带来的精神震撼确实挺吓人。以前文人画爱说“一拳打碎千古江山”的孤傲劲儿，现代水墨反其道而行之，用“一块结构打破一块结构”的粗暴办法来叙事。比如刘国松画的《日上绿树头》。 针对那种死抠笔墨的说法，我写了好几篇“非文人笔墨”系列文章。这里的笔墨早就不是写字那样一套规矩了，而是指在随意堆刮挑抹、勾皴点染这些动作中艺术家精神投入有多深、控制得多好。他们在控制什么？控制那些线条轨迹之间的结构关系——细看是笔墨，中看是造型，大看是大块结构，这三样其实是一条线上的事儿。 跟西方的绘画比起来也很不一样。现代水墨是靠直觉来控制结构的，西方则偏重理性设计。一个刚柔并济，一个刚中带柔；一个是无为而为的随意，一个是有为而为的刻意。把朱耷、齐白石和塞尚、毕加索摆一块看就能体会到这种差别。现代水墨创造的是一种新的感性结构，所以既不像古人那样也不像西方现代那样——它是一种让人看到希望的理想人格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