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钱穆这人挺特别，无锡江苏来的，还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人。他外号多着呢，有宾四、公沙、梁隐、与忘、孤云这些个名号，老了就叫素书老人，住在七房桥那边，书房也叫素书楼。当年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还专门给他发了特聘研究员的牌子，中国学界都尊称他是一代宗师。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方面的大家，跟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一块儿被捧成了史学四大家。 咱们老祖宗讲天，外国人讲天的时候不一样。钱穆以前读过几本欧洲的学术书，发现那边的人硬是把“天”和“人”拆成两半来研究。科学越发达，这种割裂反而让大家日子过得不舒坦。反倒是中国古代观念好，认为离开人生根本没法说天命，离开天命也没法说人生。天命就在你活的这一路上显现着，大的人文进步也得顺着天道来。要是你硬把天命和人生割裂开，那活着就只剩点小日子了，价值立马缩水。 庄子在《齐物论》里说，“天之所生谓之物”，咱们人也是万物里头的一种。但你看咱人和别的东西不一样，“能独近于天命”，所以最配聊“天人合一”。一旦人生离了天命太远，那就跟地上的草木一个下场了，还分什么贵贱？儒家奉孔子为最懂天命的人，看弟子颜渊以下人的德行高低，全看离天命近不近。这就是古人看人生的最高标准。 现在的世界文化以前都以欧洲为中心，但这五十年欧洲那边的势头确实不太行了。钱穆讲得明白，“中国文化屡仆屡起”，能一直延续下来没断掉，是因为咱们自古就懂得“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现在外面的世界既没了宗教信仰这根锚，又缺个整体宇宙观的舵盘，“恐怕以后只能拿中国传统文化当主心骨”。说白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光是老掉牙的学问，更是咱们现在走出困境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