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看不见的病”与“看得见的伤” 2020年11月，同济医院儿科接诊一名4岁4个月女童，主诉涉及胸骨后反酸疼痛、牙齿及食管疼痛、腹痛、手指活动受限、排尿困难等多系统不适；患儿表述细致、用语专业，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涉及的评估未见与之相符的异常。继续梳理病史后，一个更令人警惕的事实浮出水面：截至2021年7月，患儿门诊就诊累计177次，半年内仍有数十次记录，部分时段甚至出现同日分别就诊不同医师、检查项目大量重复的情况。 临床一线常见“多部位疼痛”“反复不适”等主诉，但与之相伴的超高频就医、反复要求转科加查、对检查指标高度敏感等行为组合，提示这可能并非单纯的儿科疑难病。医师团队据此提高警觉，启动系统评估。 原因——照护者异常驱动下的隐蔽性虐待 诊疗过程中，患儿母亲表现出强烈的医疗控制倾向：频繁检索专业医学名词并据此质疑既有判断，多次出示大量“证明孩子病情”的图片材料；当医生认为不需进一步处置时，仍反复要求追加检查或转至其他专科；同时对费用与保险报销问题高度关注。更关键的是，患儿对症状的描述明显超越同龄儿童通常具备的认知与表达能力，例如能较准确指认“胸骨后反酸”等成人化感受，体现为“被教导式叙述”的特征。 随后，家属提供的重要线索进一步补齐了拼图：母亲在较早时期即存在频繁就医的行为模式，生育后将相似模式转移到孩子身上，家人多次劝阻无果。经综合评估，医师团队判断患儿缺乏明确器质性病因，而照护者存在通过“让孩子成为病人”来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的风险，最终将母亲确诊为代理性孟乔森综合征相关问题。 医学界普遍认为，代理性孟乔森综合征是一类高度隐蔽的儿童虐待形式，其表现可从夸大轻症、捏造病史，到伪造检验线索，甚至诱导患儿出现真实病症。由于患儿年龄小、叙事能力弱，且照护者往往在外部呈现“极度负责”的形象，医疗系统更容易被动卷入，从而增加识别难度。 影响——侵入性检查风险与公共治理挑战并存 此类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儿童在缺乏医学指征的情况下承受反复就医带来的损害：频繁抽血、影像检查及潜在的侵入性操作风险上升；长期处于“被定义为病人”的环境中，儿童可能形成对身体的错误认知，诱发焦虑、依赖与创伤反应，甚至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对医疗场景的持续恐惧。若进一步发展到“诱导发病”层面，危害可急剧扩大，国际研究提示其致死风险不可忽视。 从医疗体系角度看，重复检查与跨院奔走不仅造成资源挤占，也使临床判断被碎片化信息干扰，增加误诊、过度医疗与医患冲突概率。更深层的挑战在于：这类虐待的受害者常难以自证，传统以“监护人同意”为前提的医疗流程在个别场景中可能被滥用，亟需更精细的风险识别与保护性介入边界。 对策——把“异常就医”纳入儿童保护协同视野 多位儿科与心理精神领域专家指出，识别此类风险需要从“症状”转向“模式”，从“单次诊断”转向“连续行为”。临床端可重点关注以下信号：其一，症状与检查结果长期不匹配，且在分离照护者后出现缓解趋势；其二，患儿表述与年龄不符，呈现成人化、模板化叙述；其三，照护者异常热衷医学细节、频繁更换医院或医生、拒绝患儿单独接受问诊与体检；其四，存在大量重复检查与非必要治疗要求。 一旦出现疑似情形，处置不宜仅停留在单科室经验判断，而应建立更明确的院内多学科协作路径：由儿科牵头，联合精神心理、护理、医务社工、法医与医院管理部门进行风险评估与证据整合；必要时依规启动儿童保护转介，与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区及公安司法部门形成闭环协同，最大限度减少对儿童的二次伤害。 同时，制度层面应推动三上建设：一是完善分级诊疗与病历信息共享，提升对异常就医频次的早期预警能力；二是加强医务人员儿童虐待识别培训，将“代理性致病”纳入继续教育与典型案例复盘；三是推进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对照护者精神心理问题提供可及的干预渠道，降低家庭在压力、孤立与失序中走向极端的可能性。 前景——从个案反思走向常态化守护 该事件的价值不仅在于明确一种罕见而隐蔽的虐待类型，更在于提示：在未成年人保护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医疗机构是发现风险的重要“前哨”。随着病历数字化与跨机构协同能力提升，对异常就医行为的识别有望从“依赖个体经验”转向“制度化预警”。未来，若能在医疗、教育、民政与司法之间建立更顺畅的信息沟通与处置规范，类似风险将更早被看见、被干预，儿童的安全边界也将更清晰。
这起病例揭示的不仅是医学层面的难题，也对家庭监护提出了尖锐问题；当亲情可能异化为伤害，需要更专业的识别能力和更可执行的制度安排来织密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在疾病诊治与儿童权益保护之间划清边界、形成合力，将成为衡量社会治理水平与文明程度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