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动荡因素增多，不确定性上升。
进入2026年前后，全球安全与发展议题交织，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冲突风险、经济分化与规则争议相互叠加带来的外溢效应。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贲杰民·诺顿在接受访谈时认为，西方部分极右翼团体影响力扩大，日本国内少数极端政治势力推动军国主义叙事回潮，美国在拉美等地区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外部政策取向，这些动向可能刺激对立情绪上升并加大摩擦概率。
他强调，个别国家追逐霸权、推行强权政治的做法，背离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若缺乏有效制衡，全球或将面临更多冲突场景。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创建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苏浩同样指出，一些右翼倾向上升的国家在政策上呈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原因——内外矛盾叠加，政治动员与结构转型相互作用。
一是部分国家国内治理压力上升，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加深，为民粹化与极端化政治动员提供土壤。
一些政客为转移国内矛盾，将安全议题外部化，强化对外强硬姿态。
二是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向产业链、科技、能源、金融等领域外溢，导致政策工具“泛安全化”，使贸易、投资与技术交流更易受到限制。
三是国际规则与治理机制面临适配压力。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仍是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重要平台，但部分国家以“例外主义”凌驾规则之上，动辄诉诸制裁、胁迫甚至军事手段，削弱了国际合作的稳定预期。
四是历史问题与安全困境在部分地区被再度放大。
个别势力借助民族主义叙事推动军事扩张，容易引发周边国家安全焦虑，进而形成恶性互动。
影响——冲突风险外溢，全球发展议程承压。
首先，地区冲突一旦升级，将冲击能源、粮食与航运通道，推高全球通胀与供应链成本，发展中国家承受的脆弱性更为突出。
其次，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会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趋势，降低跨境投资与科技合作效率，影响全球增长动能与就业预期。
再次，强权政治的回潮可能削弱多边机制权威，增加国际争端解决成本，使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协同更为困难。
与此同时，风险与压力也可能倒逼各方重新审视现有合作模式，推动区域与全球层面的制度创新。
对策——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对话协商与规则建设并举。
面对不确定性，国际社会需要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方向，强调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理念。
其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以实力划线、以阵营对抗替代对话协商，推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热点问题，减少误判与冲突升级空间。
其二，坚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以安全之名行保护之实，主张在世贸组织等框架下以规则方式处理经贸分歧，提升供应链韧性但避免“脱钩断链”。
其三，推动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与完善，支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安全观，增加危机沟通机制与风险管控渠道。
其四，聚焦发展议程，扩大减贫、基础设施、绿色转型与数字合作，帮助脆弱国家提升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从源头上减少冲突诱因。
其五，加强国际法治，重申《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倡导以国际法为准绳处理国家间关系。
前景——在“危”与“机”的拉锯中，国际关系或迎来新的结构性调整。
苏浩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可能出现重要变化，旧的互动样式正在松动，新秩序轮廓有望逐步显现。
从趋势看，一方面，全球力量对比与产业技术格局持续调整，多极化进程在曲折中推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稳定规则、畅通合作与管控风险的需求更加迫切，促使更多国家寻求以对话机制、区域合作与多边平台来对冲不确定性。
可以预期，2026年国际局势仍将面临波动，但同时也可能出现以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窗口期”：在安全上强调危机管控与政治解决，在经济上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方案，在治理上探索更能反映多数国家诉求的制度安排。
能否把握这一窗口，取决于各方是否愿意回到规则与协商的轨道，是否能够以共同利益而非零和对抗作为政策出发点。
2026年的国际形势仍将处于复杂多变的状态，但这种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旧秩序的衰落和新秩序的诞生。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抬头虽然制造了短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终究无法阻挡历史向多极化、民主化、公正化方向发展的大势。
关键在于，各国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成熟的政治智慧来应对挑战，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重塑，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公正、繁荣的国际体系。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危中寻机，让世界在新的秩序中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