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未成年人在校园和网络空间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样，既有校园欺凌、性骚扰等人身安全隐患，也有网络诈骗、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新型风险；一些学生遇到问题时选择沉默，表现为“不敢说、不会求助、求助无门”，从而错过最佳干预时机，让风险从小变大、从隐蔽走向外显。社会关注的不只是事后处置，更在于能否建立可及、可信、可持续的求助体系，让求助成为学生遇事时的自然反应。 原因—— “不敢求助”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其一，心理层面的恐惧与羞耻。遭遇欺凌或诈骗后，部分学生担心被贴标签、被同伴排斥，或担心“告状”引发报复。其二，渠道层面的不确定。学生对“该找谁、怎么说、说了有没有用”缺乏明确预期，尤其在网络侵害、隐私困扰等问题上，因边界不清更容易选择回避。其三，学校治理链条存在“信息断点”。风险线索可能分散在班主任、心理老师、安保人员、家长与社区之间，缺少统一研判和分级响应机制。其四，专业支持相对不足。处理未成年人危机事件不仅需要法律知识，也需要心理沟通、风险评估和危机干预能力；如果角色更多停留在“讲法”，而缺少“沟通与陪伴”，学生就不容易建立信任。其五，隐私保护顾虑。学生担心求助信息外泄，造成二次伤害，甚至影响学业和人际关系。 影响—— 求助机制不畅会带来多重后果：一是对个体造成持续伤害，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增加极端行为风险；二是削弱学校治理效能，小问题拖成大事件，冲击校园安全与教育秩序；三是放大网络空间风险，诈骗链条和不良信息更容易“二次渗透”；四是抬高社会处置成本，事后往往需要更多人力、司法和社会救助资源。更重要的是，如果学生形成“求助无用”的体验，可能长期影响其规则意识与社会信任。 对策—— 围绕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实效，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湘江新区博才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龙胜拟提出建议，强调系统优化“法治副校长”与“警校共建”机制，推动从“有制度”向“有效果”转变。 一是强化能力建设，提升法治副校长“会沟通、能介入”的专业水平。除法治宣讲外，应加强心理沟通、危机识别与干预处置等培训，形成可复制的工作规范，确保在面对欺凌、诈骗、性侵害等敏感议题时，能以儿童友好方式开展谈话、提供取证提示并进行风险分级转介。 二是前移关口，完善校园风险早期识别与网络安全教育。通过日常观察、心理筛查、匿名线索收集、网络安全课程与案例警示等方式，把风险识别融入日常管理，提升学生识别骗局、保护信息、拒绝诱导的能力，同时推动学校建立清晰可操作的预警与处置流程。 三是健全协同联动，打通学校、家庭、警方与社区的处置链条。针对不同类型事件明确责任边界与响应时限，建立联合研判机制：学校负责发现与初步处置，家长负责支持与配合，警方提供法律指导与必要处置，社区与社工组织提供延伸服务，形成“预防—发现—干预—复盘”的闭环。 四是建立隐私友好型反馈渠道，为学生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求助途径。探索设置匿名或半匿名通道，完善信息分级授权与保密制度，减少信息扩散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明确求助过程中的权利告知与保护措施，让“开口”不再成为心理负担。 从制度基础看，湖南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已进行系统部署。2025年9月，省教育厅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湖南省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方案》，在省域层面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并提出建立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预警与干预处置机制，为包括校园欺凌防范在内的学生保护工作提供制度框架。目前，部分地区正在试点“警校共建”示范项目，为继续完善机制、总结经验提供了实践样本。下一步关键在于把制度要求细化为学校可执行、学生可感知、家长可参与的流程与工具。 前景—— 随着校园治理现代化和数字社会深入发展，未成年人保护将更多呈现“校内外一体、线上线下联动”的特点。完善法治副校长机制与警校共建模式，有望在三个层面形成长效：其一，建立更早、更准的风险识别体系，减少问题累积；其二，形成更专业的干预能力，提高处置质量并降低二次伤害；其三，构建更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让学校治理与社会治理形成合力。可以预期，随着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落地、基层执行能力持续增强，学生求助的可及性与安全感将逐步提升，“遇事能说、有人会管、管得有效”将成为更常见的校园体验。
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和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从制度层面健全“法治副校长”机制、完善警校共建体系，到实践层面建立便捷的求助渠道、形成家校社联动合力，这些举措将逐步缓解学生“不敢说、不会求助”的困境。当每一名遭遇侵害的学生都能及时求助、每一条求助信息都能得到有效回应，未成年人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校园也才能成为更安全、更温暖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