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贫苦农家到苏区主席：信仰的起点 1899年，刘启耀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农家；那时兴国山区民生艰难，百姓出路甚少。1928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3年12月，34岁的刘启耀先后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彼时中央苏区财政极为紧张，军需与民用都面临巨大压力。刘启耀到任后即颁布《节省规约》，提出“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开源节流”，并把自我约束逐条写明：每日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零食、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私菜。 在工作中，他用胶纸、毛边纸反复书写：先用铅笔打底，再用红笔勾画，最后用墨笔誊清，一张纸至少用三遍。每逢开会，他总强调“十二分节俭”，久而久之，战友们便以此称他。为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尽量送往前线，他坚持每月自带干粮到省城办公，妻子则隔两个月挑担步行数十里送粮接济。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与当时革命山歌里描绘的苏区干部形象相互印证，也成为那个年代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缩影。 二、留守坚持、身陷重围：信仰的考验 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刘启耀奉命与江西军政委员会率3000余名游击武装留守，坚持斗争。1935年1月初，部队遭数十倍敌军合围，形势极其危急。为保存力量，部队被迫分三路突围。 刘启耀率领的第二路转入崇山峻岭，天寒地冻、缺医少药，还需频繁阻击追兵。弹尽粮绝之际，他负重伤昏迷，战友为掩护他，将其推入尸堆伪装牺牲，自己穿上他的外衣吸引敌军火力，最终壮烈牺牲。 敌军误将这名手持驳壳枪的战士认作刘启耀，连夜拍照上报请赏。国民党报纸随即大肆渲染，党内文件也一度误判他“被俘牺牲”。然而，这位被宣布“死亡”的省苏维埃主席当夜从尸堆中爬起，踏上了长达两年多的流亡寻党之路。 三、腰缠金条、沿街乞讨：信仰的坚守 逃出生天后，刘启耀在山洞中挖出组织交他保管的13根金条及一批首饰、银元，布包裹好系在腰间，独自辗转遂川、万安、泰和等地，以乞讨为掩护寻找失散的党组织。 两年多里，他自采草药、挖野菜充饥，风餐露宿、形容憔悴，却始终未动组织财物分毫。这个细节，说明了共产党员在极端困境下对纪律的自觉坚守与对信仰的忠诚。 流浪途中，他偶遇一名随军记者，得知赣南游击根据地仍在。历经周折，他终于与党组织重新接上联系，并陆续联络到200余名失散党员。金条如数上交后，所得经费用于购置房产作为省委秘密机关，余款则用来保释狱中被捕战友。 四、十年流离、家破人散：信仰的代价 1941年皖南事变后，江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刘启耀第三次被捕，面对敌人审讯，他始终坚持自己只是失散红军，未让敌人获得任何线索。经友人担保获释后，他回到马家洲，以摆茶摊、搭茶棚作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十年未归，他打听到母亲不堪迫害含冤自缢，妻子因此致残，儿子靠撑船为生。噩耗令人痛彻心扉，但他只能将悲痛压在心底，继续隐姓埋名、奔走各地。对亲人的牵挂与伤痛，最终都让位于他对革命事业的责任。 五、病榻遗言、薪火相传：信仰的归宿 1942年至1945年间，刘启耀因长期劳累积病加重，常卧床不起。1946年1月，他吐血不止，让人将自己抬至“赣宁旅泰同乡会”厅堂，安详辞世，年仅47岁。 身后没有墓碑，只有新堆的一抔黄土。临终前，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把剩下的钱交给组织，继续救人。” 这句话既是他一生行事的收束，也是留给后人最简短、最有力的精神遗嘱。
从苏区财政最困难时带头节用，到失联流亡中守护组织经费并千方百计寻党归队，刘启耀的经历展现了共产党人把纪律放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的品格。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意义不在于停留在情绪化追忆，而在于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党忠诚的信念和为民服务的初心，落实为可执行的制度、可衡量的标准和可持续的行动，以更扎实的作风建设推动事业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