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维也纳搬去塞浦路斯之前，在那儿住了好些年。虽然圣诞期间这儿有各种节日市场，气温低得让人鼻子、手和脚趾都冻得发麻，但这完全不能比我在2017年那次在维也纳米祖生活的经历。当时的我在读传播学，做过各种兼职：餐厅服务员、厨师、活动安保，却没有一份工作能提供稳定的收入。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办公室有个销售岗位，工作灵活且收入固定，这听上去挺吸引人。 到了那儿才知道，这所谓的“销售”就是字面意思。我和其他五个同事挤在一栋阁楼里，整天对着系统列表拨电话，推销员工圣诞优惠券——在奥地利和德国这挺常见的，尤其过节时公司能免税购买。我总给公司打电话说：“您好，我是X的Johanna，请问您已经为员工安排好圣诞礼物了吗？”我自己都记不清重复过多少遍了。 这个经历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我，很多时候公司根本不理我，更别说购买了。我们那栋小楼让人感觉忧伤，不过好歹没那么冷。我们每天要记下打了多少电话，完成多少张券的交易——或者说能转给正式销售团队的数量。我的同事有一位波斯尼亚女孩在学商科；一位二十出头的男生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士名义上学却经常不露面；一位奥地利姑娘后来沉迷拯救波斯尼亚的猫咪；还有我自己。 我大部分时间待在维也纳最破的咖啡馆Kaffeehauser里，也就是传统文化场所，在这里花2.50欧元就能喝到家酿酒，能坐几小时盯着卡夫卡咖啡馆那泛黄的墙发呆。我们这个小型呼叫中心简直是个疯狂的大杂烩。到了圣诞节旺季，老板会叫人周末来帮忙手工封装成千上万的信封。那段时间我们真是抽烟抽得凶。 后来公司和奥地利政府签下了一笔巨额大单。政府向近百万维也纳家庭发放了高达50欧元的代金券，想让餐饮业在2020年Covid危机后复苏一下。这笔交易金额大约有3400万欧元，还有240万欧元的广告费在查是否合法。我在那儿干了八个月之后终于拿到了代金券——通过政府在疫情后推出的项目给的——和最好的朋友在越南餐厅吃了一顿晚餐，那碗汤成了我在办公室里疯狂工作后的意外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