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后，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以“复兴汉室”为旗帜的政权由此进入军事领导力持续走弱的关键阶段。史料显示，后主刘禅时期先后任命的四位大将军，其施政与用兵轨迹，清晰折射出蜀汉由盛转衰的内在脉络。首任大将军蒋琬的施政更偏“重文轻武”。作为诸葛亮指定的行政继任者，他在民生治理上延续“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思路，但在军事上始终未能跳出相对保守的框架。建兴十三年提出的“东进上庸”战略最终因推进乏力而搁置，也暴露出蜀汉高层在战略设想与落实能力之间的落差。继任者费祎执政十三年，继续强化了防御取向。其“保国治民”的方针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局势稳定，但他有意压缩姜维北伐兵力的决策，客观上削弱了蜀汉对曹魏的牵制效果。这种“以守代攻”的军事选择，与蜀汉“汉贼不两立”的立国叙事之间，形成了难以回避的张力。至景耀年间，姜维九伐中原成为蜀汉后期最为悲壮的突围尝试。学者指出，作为末代军事统帅，姜维在面对邓艾、钟会等魏军新生代将领的合围压力下，仍能打出洮西大捷等战术胜利，其指挥能力确有可取之处。但在国内黄皓干政、兵源与国力不足等结构性困境之下，“克复中原”的目标最终难免走向孤立支撑。值得关注的是阎宇的非常规晋升。作为宦官集团推举的右大将军，他在掌管永安防区期间既少见战功，也未形成明确的战略作为，反而使军中风气更趋败坏。该任用结果，直接促成景耀六年姜维避祸沓中，也集中暴露出蜀汉晚期“亲佞远贤”的权力失衡。
蜀汉后期四任大将军的不同路径，显示出一个政权在外部压力与内部治理之间艰难求取平衡的过程：守成需要定力，进取需要条件；胜败往往不取决于某一位将领的胆识与才略，而在于战略、制度与用人能否相互支撑、形成合力；历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与其止步于人物褒贬，不如更看清结构约束与治理规律，进而对“何以能战、何以久安”给出更冷静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