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视低龄化趋势仍然突出，成为影响儿童健康和学习生活的重要公共卫生议题。
近年来，学业负担、电子屏幕使用、户外活动不足等因素叠加，使得不少儿童在小学低年级甚至学龄前阶段就出现屈光发育偏离。
传统做法多在视力明显下降后才介入，往往错过了屈光发育可塑性更强的窗口期，导致进展更快、干预成本更高，也增加了未来高度近视及相关并发症风险。
原因：上海近视率实现连续下降，与“把防控关口前移”的系统设计密切相关。
一方面，城市层面将视力健康纳入学生健康管理体系，形成常态化筛查和数据化管理。
早在2015年，上海开始探索校园视力筛查新模式；到2020年，实现全市学生屈光发育建档管理全覆盖，累计覆盖学生超过389万人次。
通过建档，儿童屈光状态变化得到持续追踪，能够更早识别远视储备不足等风险信号。
另一方面，医疗机构端与学校端信息互通逐步增强，家长在筛查提示后主动咨询的比例上升，反映出公众对早期风险识别与规范干预的接受度提高，也为精准管理创造了条件。
影响：前置筛查与闭环管理带来可量化成效。
数据显示，2024年上海6—18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23年下降1.5个百分点，并已连续两年实现同幅下降。
更值得关注的是，相关探索正在从“发现近视”转向“管理近视前期”。
最新发布的《中国近视前期管理专家共识2025》首次从全国层面明确“近视前期”的临床界定：儿童在睫状肌麻痹验光后，远视储备量低于同年龄生理范围下限，即提示进入近视发生的高风险阶段。
该定义与上海在标准制定与人群监测中的实践高度契合。
上海牵头研制的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儿童青少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评价规范（WS/T 10039-2025）》提出了不同年龄段远视储备推荐下限值，其中6岁儿童推荐下限约为+1.72D；同时，上海相关人群监测显示，部分6岁儿童平均远视储备偏低，6—8岁儿童近视前期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提示需把干预前移到更早阶段。
对策：在“早发现”基础上，更关键的是“分层管”。
上海在部分学校推进的分级分类整合型干预项目，形成了更细致的风险管理路径：对远视储备充足的学生以日常户外活动与用眼习惯指导为主；对远视储备相对不足的学生强化户外活动管理，并借助可穿戴设备等手段提升执行与反馈；对近视前期儿童引入平光预防性框架眼镜并关注佩戴依从性；对已发生近视的学生则根据程度采用近视控制框架眼镜等措施，对高度近视者增加眼底检查等并发症风险评估。
这一做法与《共识》提出的“建立规范化监测体系、推行多模态干预策略”一致，并在随访频次上进一步对齐：低风险儿童建议每6个月随访，高风险儿童建议每3个月随访，以便及时调整干预方案、避免进展失控。
对于需要更强干预的儿童，临床路径也正趋于规范化。
《共识》在药物干预方面给出更明确的操作建议，提出低龄近视前期儿童可选用0.01%阿托品滴眼液作为初始浓度，并以约3个月为节点评估效果，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浓度或联合光学手段。
这意味着，从“可不可以用”到“何时用、怎么随访、何时调整”，管理链条更加清晰。
与此同时，国内已有相关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产品获批上市，为规范化用药提供了可及性基础，但也需要强调适应证把控、随访评估与个体化调整，避免“一用到底”或自行加量等不规范行为。
前景：从城市实践到全国指南，近视防控正走向“以风险为导向”的精细治理。
随着“近视前期”概念在临床与公共卫生层面被更广泛采用，未来防控重点有望从单纯降低近视率，进一步转向降低快速进展和高度近视比例，并在学校、家庭、医疗机构之间形成更稳定的数据协同与转诊机制。
对各地而言，上海经验的可借鉴之处不在于简单复制某一措施，而在于建立覆盖筛查、建档、分层干预、随访评估的连续体系，并将户外活动、用眼行为、光学矫治与必要的药物干预纳入统一管理框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可评估、能迭代”。
儿童近视防控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理念、制度和技术层面进行全方位创新。
上海的实践表明，通过建立规范化的筛查体系、实施科学的分级管理、提供精准的医学干预，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生进展。
随着《中国近视前期管理专家共识2025》的发布，上海的成熟经验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为更多儿童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这一探索也启示我们，预防性医学在儿童健康管理中的价值日益凸显，需要在政策支持、资源投入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儿童近视防控工作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