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改革走向“深水区”，基层执法仍面临协同不足与效能瓶颈。
自2021年起，广东率先在全省镇街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覆盖范围广、推进速度快，对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改革持续深入，一些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部分领域权责边界不够清晰，执法事项下放与能力建设匹配度有待提升；跨部门、跨层级执法衔接不够顺畅，多头检查、重复执法时有发生；基层治理对象多元、社会流动性强，矛盾纠纷呈现复杂化、隐蔽化特点，单一依靠事后处罚的治理方式难以充分适应新形势。
原因——体制机制磨合期与基层资源约束叠加，数字化协同仍需贯通。
一方面，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涉及多个部门职能重塑与权力运行方式调整，需要在省、市、县、镇街之间建立更稳定的规则体系与协同链条。
若缺少统一规范，容易出现指导口径不一致、基层执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另一方面，镇街在执法队伍专业结构、装备保障、信息系统应用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改革推进中“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风险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平台系统建设与数据互通仍需进一步打通，若信息共享不到位，就难以支撑精准监管与联合执法，也难以有效减少对市场主体和群众的重复打扰。
影响——既关乎营商环境和群众获得感，也关系基层治理现代化成色。
综合行政执法直接面向群众和经营主体，执法方式是否规范高效，影响社会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感受度。
若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难以有效破解，容易增加基层和企业负担，影响行政效能与市场预期；若矛盾纠纷处置更多停留在末端处罚，可能导致风险“由小拖大”，增加基层治理成本。
相反，若能实现权责清晰、协同顺畅、数字赋能、源头治理，将有助于形成更稳定的法治化治理秩序，推动政策落地更精准、服务群众更贴近，进一步夯实基层善治基础。
对策——以省级统筹牵引差异化赋能，以“综合查一次”与平台贯通提升治理质效。
胡芳军提出，应强化顶层设计和省级统筹，构建“省市指导、县区主责、镇街执行”的协同体系，在依法依规基础上赋予镇街相应行政执法权，推动形成职责清晰、流程顺畅、监督有力的运行机制。
同时，针对多头检查、重复执法等问题，可由省级层面牵头制定跨部门、跨层级“综合查一次”事项清单与工作规范，明确联合检查对象、频次与标准，以制度化方式减少随意性与重复性。
在技术赋能方面，应推动“粤执法”等全省统一行政执法平台深度应用，强化数据互通共享，运用数据分析实现精准监管、联合执法，推动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检到位”，以更低执法扰动换取更高治理效率。
同时，针对广东外来人口多、社会流动性强、利益诉求多元等特点，胡芳军建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执法重心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防范、事中调解”转型。
可推广“综合网格+综合执法”融合模式，将执法人员或协管力量嵌入基层网格，实现问题前端发现、矛盾一线调处，提升风险预警和源头治理能力；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总结推广“楼栋长”等本土化调解服务模式，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
普法宣传也应因地制宜、贴近群众生活，可探索开发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地域特色普法产品，通过“茶摊议事”“榕树下讲法”等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提高普法的到达率和转化率，使依法治理与群众参与形成良性互动。
前景——以制度规则与数字能力双轮驱动，推动基层治理更规范、更精准、更有温度。
业内人士认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关键在于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覆盖面”转向“精细化”。
下一阶段，广东若能在统一规范、权责匹配、平台贯通、队伍能力与监督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有望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一方面，通过“综合查一次”和数据驱动的联合监管，减少重复检查、提升执法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另一方面，通过网格化治理与多元调解机制前移风险处置关口，提升基层治理的韧性与温度。
随着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效应将更加凸显，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坚实支撑。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推进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方面的探索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胡芳军委员的建议，既立足于改革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又着眼于基层治理的长远发展，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
随着这些建议的逐步落实，广东的基层治理必将进一步完善，基层善治的新格局也将更加清晰。
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为全国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