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郎朗在弹霍洛维茨大师用过的旧琴时，因为用力过猛，右臂小指突然剧痛。医生给他警告，如果继续弹下去，可能会瘫痪。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无法接触钢琴，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无助。为了让他能在琴键之外找到生活的支点，我给他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逛博物馆、读莎士比亚作品、举办派对。通过这些活动，他逐渐恢复了信心。康复的那天，他对我说：“妈妈，生活原来像钢琴一样需要所有音阶。”那一刻我明白了，之前的迷惘已经过去，新的乐章正在奏响。 从2004年开始，郎朗开始给孩子们上公益课，并且推广斯坦威“郎朗系列”小白板钢琴。他还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和中国环境大使的职务。我们全家也开始换一种生活方式：丈夫每天打乒乓球锻炼身体，我开始学习英语和钢琴。周末的时候，我们三口人一起聊天、散步和拍照。笑容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脸上。我很欣慰地看到：之前那些孤独和迷惘的日子已经远离了我们。 回顾往事，1993年的夏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钢琴神童”郎朗的长篇报道。同事们看到这篇报道后纷纷议论说：“你老公把孩子逼得太狠了。”这句话让我吓了一跳。原来在那段时间里，因为老师拒绝给他贴上“天才”的标签，丈夫陷入了绝望之中。有一次排练结束回家晚了一点，他把郎朗拉到11楼天台上去逼他喝一整瓶抗生素。“跳下去死！”他大声吼道。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郎朗躲开药瓶逃回家去了。之后三个月时间里他再也不愿意碰琴了。 朱雅芬老师从欧洲回来后重新教他弹琴。 我赶到北京去见丈夫并狠狠骂了他一顿。 他低着头向我认错后我也哭了出来心里却又很心疼：如果不是被逼到了绝境谁愿意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逼迫孩子呢？ 那是1990年的夏天我和丈夫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让3岁的郎朗独自去北京学琴而我们夫妻分居两地。 朱雅芬老师说：“想让孩子走得更远就必须去北京。”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我的心里。我问丈夫：“亮亮想让我陪他一起去。”丈夫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家里需要你挣钱供我们俩在北京生活。” 我们完成分工：他辞职给家里挣钱我带郎朗留在沈阳家里养育孩子。 在破旧小区的傍晚里我踩着凳子换灯泡一脚踩空膝盖磕得鲜血直流冬天暴风雪夜里碎玻璃扎进脚心我蹲在地上给自己包扎眼泪混着血水往下淌。 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身体上的伤痛而是电话那头传来的郎朗哭喊“妈妈”的声音。 三个月后郎朗递给我一张画满红杠的日历说：“妈我想你这么多天。”我搂着他哭到天亮——母爱缺席的日子里日历成了唯一的安慰。 1995年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时郎朗选择演奏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专家们担心他驾驭不了复杂情绪但14岁的他脑海里全是妈妈在沈阳深夜独自包扎伤口的画面那份孤寂化作满厅暖意他赢得第一名不久之后IMG公司签下他职业钢琴家的轨道正式铺好。 在美国求学三年里为了不让父子俩断粮我白天上班晚上打零工营养不良加上长期焦虑让我患上低血糖胃溃疡和内分泌失调直到2000年芝加哥“拉维尼亚世纪明星音乐会”那天3万观众起立鼓掌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惊呼“一个世纪巨星诞生”电话那头传来儿子的声音：“妈来美国吧。”那天我躺在医院打点滴虚汗直冒两脚发软——那是母亲最自豪也最心酸的时刻抵达费城那天儿子把钥匙放在我手心：“妈妈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那一刻眼泪再次淹没视线。 成为职业演奏家后每年要演出100多场我跟着他飞来飞去倒时差扛行李抢座位只为补回那缺失的十年演出结束回酒店他总牵着我的手散步给我沏家乡茶熨衬衣我们一起读莎士比亚逛博物馆办派对他说：“妈妈我现在知道生活不是单弦独奏。”当钢琴以外的音阶响起时我们终于学会了共舞。 11岁时郎朗捧回德国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用奖金买了一条黄金项链送我吊坠是水蓝宝石他哽咽着说：“妈我就想让您抱抱我。”那一刻我把亏欠了三年多的拥抱全部补上可当我拍着他后背时他也哭：“妈妈不能抱我……”那种骨肉分离的遗憾像一根刺永远扎在心上。 站在火车站月台郎朗死死拽着我的衣角小手攥出深深的指甲印狠心掰开他的手冲进检票口背后传来断续的琴声那是丈夫在逼他练琴回到沈阳空屋子瘫坐在地眼泪像决堤的河灯泡又坏了扛着煤气罐上六楼每上一层喘半天气夜里风把窗户吹开碎玻璃在黑暗里闪光一瘸一拐地扫碎玻璃包扎伤口心里却盼着北京那边千万别出事。 今天在肖邦第二协奏曲中把思念弹成金句然后在IMG公司签下合同后再经过美国求学三年中的低血糖与胃溃疡最后到成为职业演奏家后的母子双人舞还有右手剧痛时给全家人刹车以及现在从“逼出来”到“选出来”的新起点之后我相信我们全家会迎来属于我们的幸福和幸福而不仅仅是现在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