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增长动能正在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亚洲及新兴市场更集中。有关测算显示，2026年中国仍可能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单一推动力，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或达26.6%；印度贡献率或为17%。从区域看，亚太地区贡献份额或接近60%，而美国、欧盟合计占比相对有限。对应的变化表明，全球经济“增量在哪里、增长靠什么”的格局正在发生更清晰的位移。 原因：一是体量与韧性叠加。尽管中国经济增速较过去高增阶段有所放缓，但经济规模、产业体系完整度、超大市场容量以及持续推进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使其仍具较强的增长带动力与外溢效应。二是人口与结构支撑。以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受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与产业承接带动，增长潜力释放较快。三是贸易与产业链重塑。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较高，并在较多国家贸易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背景下，亚洲内部产业分工深化，形成更具黏性的区域生产网络。四是发达经济体面临多重约束。欧洲部分经济体受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加深、能源成本偏高等影响，潜在增速承压；美国经济虽保持增长，但在全球增量中的相对占比可能下降。 影响：其一，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重心将更加聚焦新兴市场关切。随着亚洲在全球增量中的权重提升，围绕贸易规则、投融资、产业政策、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的国际协调需求上升。其二，国际贸易与投资流向或深入向亚太集聚。增长预期本身会强化资本、技术与产业布局的“追随效应”，推动跨境投资更倾向于市场空间大、制造与服务配套完善、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的地区。其三，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的增长差异可能带来政策外溢与摩擦上升风险。货币政策分化、产业补贴与技术限制等措施，可能对全球产业链稳定与企业预期形成扰动。其四，对资源能源、粮食与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更显著。亚洲对全球需求的拉动增强，既可能带动贸易活跃，也对供应保障与价格稳定提出更高要求。 对策：面对全球增长动力结构变化，各方需要以更开放、更务实的合作应对不确定性。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避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市场分割，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稳定运行。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去风险”而非“去合作”，在关键领域提高透明度与韧性，通过多元化与互补性安排减少系统性冲击。三是加快绿色与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扩大可再生能源、储能、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以新动能对冲传统增长动能减弱。四是重视人口老龄化与就业结构转型带来的长期挑战，通过教育培训、技术扩散与社会保障完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潜在增速。 前景：从中期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向亚洲和更广泛新兴市场集中，仍可能是一个趋势性现象。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合作机制持续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联系加深，以及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亚太有望继续在全球增量中占据更重要位置。同时也需看到，地缘政治扰动、金融市场波动、贸易限制措施以及气候风险等变量仍可能影响预测兑现程度。能否在开放合作中凝聚共识、在竞争中保持规则与边界，将直接关系到全球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此次全球经济重心东移，既是发展格局的自然演进，也是构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基础。各国唯有摒弃零和思维，在技术合作、市场开放和规则共建中寻求平衡，才能把握转型机遇，应对时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