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形态更加多元。调研显示，一些年满60岁的农民工仍希望继续务工，以补贴家用、减轻家庭压力，但在招聘环节常因年龄被“一刀切”拒之门外：有的用人单位核验身份证信息后直接不予录用，甚至不安排面试。张全收认为，这类劳动者中不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把式”，如果把年龄当作硬性门槛，不仅不利于劳动者稳定增收，也容易造成劳动力浪费。 原因—— 一是用工风险与责任边界不清带来的顾虑。一些企业担心高龄劳动者发生工伤、突发疾病等情况后责任难界定、成本难承受，因而倾向以年龄限制来规避风险。二是岗位管理与职业健康体系不完善。部分行业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但缺少与高龄劳动者相匹配的岗位评估、工时管理和健康监测机制。三是劳动力市场服务供给不足。超龄农民工获取岗位信息的渠道有限，缺乏有针对性的公共就业服务、技能提升和岗位匹配支持，导致“想干活、找不到活”“能干活、不敢用”的矛盾同时存在。 影响—— 从个体与家庭层面看，超龄农民工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尤其对仍需承担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支出的家庭影响更明显。对社会层面而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具备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低龄老年群体规模扩大，若缺少制度化安排，既可能加剧部分行业“季节性用工紧张”，也会带来就业公平与劳动保障的新问题。对产业层面而言，建筑、家政、物业、农业有关加工等领域仍需要经验型劳动者，简单以年龄划线不利于形成更灵活的用工结构。 对策—— 张全收建议，遵循“自愿、适岗、保障”的原则，允许身体健康、本人愿意的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并在制度层面为其就业创造条件、降低风险。 一是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搭建超龄农民工求职对接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发布适配岗位信息，强化岗位体检、能力评估与风险提示，推动人岗精准匹配，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就业障碍。 二是强化灵活就业群体风险保障，提高可及性和针对性。张全收提出，可用好工伤保险、重大疾病相关保障和意外伤害保障等工具，为大龄务工人员提供更可操作的参保路径，织密“能就业、敢就业、稳就业”的保障网。同时，推动用人单位依法合规完善安全生产、岗前培训和过程管理，落实用工安全责任。 三是推动岗位分类与适龄改造。对风险较高、强体力岗位，强化准入评估与健康监测；对更适合经验发挥的岗位，可通过改进工序、优化工时、加强劳动保护等方式扩大吸纳空间，做到“以能力定岗位、以健康定强度”。 前景—— 张全收同时关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支撑。他认为，随着机械化、数字化、品牌化加快推进，农业从业者的能力结构正在变化，“新型职业农民”更需要懂技术、会经营、能管理。为此，他建议整合职业院校、农业龙头企业等资源，加大培训力度，开展定向培养与实践实训，推动更多青年人才回流乡村、扎根产业。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与技能培训三上协同发力，一方面有助于释放低龄老年群体的就业潜力，另一方面也将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更稳定的人才与技能支撑。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对超龄农民工而言，能否继续劳动不应只看年龄，更需要以能力评估、岗位适配和制度保障为依据；对农业现代化而言，人才培育关键在长期投入和精准供给。用更完善的政策工具回应现实需求，把“有活干”与“有保障”、“能务工”与“会务农”统筹起来，才能更好稳住民生基础、夯实发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