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数字技术加速演进、社会运行方式不断重塑的背景下，“人如何获得可靠知识、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被赋予新的现实指向。
一方面，科研、治理与教育等领域更强调可验证、可表达的命题性知识；另一方面，大量关键能力来自经验积累、技能训练与情境判断，难以完全用命题语言穷尽。
认识论研究若过度聚焦“可陈述的结论”，容易忽视人类认知活动的全景，从而在解释复杂实践时显得乏力。
如何从理论、方法与知识形态上补足这一短板，成为当代认识论与认知科学交叉研究的关注点。
原因：郁振华认为，英美流行认识论长期以命题性知识为中心，研究出发点偏狭，因而错失了人类认识的重要方面。
基于对西方哲学传统相关思想资源的吸收，并结合对“知与行”问题的持续追问，他提出“厚实认识论”的核心主张：认识论不应只讨论“我知道某事为真”的命题结构，还应将亲知与能力之知等非命题性知识形态纳入同一视野。
亲知强调对对象的直接经验与熟悉性，能力之知强调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与做出判断的技能性。
三类知识共同构成真实的探究活动基础，任何单一维度的认识论都难以支撑对复杂世界的解释。
影响：在《知行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实践转向》中，郁振华进一步提出以“大三项”与“小三项”交织的概念框架，用以刻画人类探究活动的结构：大三项指理论、实践与制作三大领域，小三项指亲知、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三种知识形态。
其要义在于，小三项并非只属于某一领域，而是贯穿于理论、实践、制作的全过程。
以理论研究为例，学术成果常以命题方式表达，但研究的起点往往来自对研究对象的经验接触，推进研究则依赖于提出问题、处理证据、构建解释的能力；在实践领域，道德行动与社会治理既需要原则与规则的命题表达，也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熟悉与对行动方案的能力性掌握；在制作领域，工艺创作与技术发明同样以技能与经验为支撑，并在需要时转化为可交流、可传授的命题体系。
通过这一框架，“知”不再被简化为单一的陈述性结论，“行”也不再被视为知识之后的外部应用，而是与知识形态相互生成、相互校验的过程。
对策：面向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的完善需求，“厚实认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启示：其一，在学术研究中，应在概念论证与经验材料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循环机制，既重视理论的清晰表达，也重视研究者对对象的直接经验与方法能力建设；其二，在跨学科研究中，可把“探究活动”作为共同语汇，推动哲学与认知科学、教育学、社会治理研究等在问题层面对接，避免概念漂移与各说各话；其三，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要更加重视能力之知与亲知的显性化表达，例如通过案例、情境训练、实践导向的课程与研究设计，使知识不仅“可说”，更“可做、可用、可检验”；其四，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坚持立足中国实践提出真问题，也要善于激活中外思想资源，在比较、吸收与再创造中形成具有解释力与普遍意义的理论形态。
前景：从更长远看，认知科学研究正在呈现“实践转向”，即更加关注认知如何在具体情境、身体行动与工具使用中发生。
郁振华的研究尝试把这一趋势与“知行哲学”的核心关切连接起来，为理解智能社会中的学习方式、技能形成、规则执行与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公共决策对知识的需求也在变化：既需要可验证的命题性结论，也需要对复杂情境的把握与对行动方案的能力性掌控。
能够同时解释“说得清的知识”与“做得到的知识”的认识论框架，或将为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体系完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等提供更具整合性的理论支持。
"厚实认识论"的诞生不仅是哲学领域的概念创新，更折射出中国学者在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自觉与方法自信。
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的今天，这种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理论探索，将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的认识论支撑。
其后续发展值得学界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