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人口流动加快、诉求日益多元，基层治理面临“容易起冲突、难以落地”的现实压力；青岛市城阳区实有人口约150万，外来人口占比过半。人口来源复杂、生活习惯差异明显，加之社区“熟人社会”基础相对薄弱，一度出现邻里摩擦增多、物业投诉量偏高的情况。很多矛盾表面是琐事，深层往往与沟通不足、情绪压力、归属感缺失有关。仅靠“上门调解”“就事论事”，容易反复。 原因：一是社区关系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居民缺少稳定交往渠道，误解容易积累，冲突缺少缓冲。二是外来人口融入过程中社交圈较窄、情感支持较弱，孤独感和失落感可能转化为对邻里细节的敏感以及对公共服务的高强度诉求。三是传统调解多发生在矛盾激化后，双方情绪对立、顾虑增多，沟通成本被动抬高。四是部分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效率不高，活动供给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够匹配，难以形成持续的共同体生活。 影响：矛盾纠纷若长期高位运行，不仅消耗基层干部和网格力量，也会削弱社区信任基础，影响公共服务与物业管理秩序；在网络传播与群体情绪叠加下，还可能放大风险。反过来，如果能在日常场景中持续搭建交流平台，让居民在参与中形成共情和规则意识，纠纷更容易在早期“降温”，把冲突控制在社区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 对策：城阳区以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为纽带，探索形成“一节操、一堂课、一餐饭”的“三个一”治理路径，把“远亲不如近邻”“以和为贵”等观念融入群众可参与、可持续的社区活动中，推动治理从“硬性管理”转向“柔性浸润”。 “一节操”侧重修复邻里关系、增加日常互动。在凤凰山社区，每天早间的“拍打操”吸引近百名居民参与。活动结合中医经络理念，通过拍打穴位舒筋活络，并将传统美德口令融入音乐节奏，让参与者在轻松氛围中从“陌生”走向“熟悉”。更关键的是，这类活动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一个不带“对立标签”的同场空间：一些原本僵持的矛盾，在“先同场、再互动、后沟通”的节奏中逐渐松动，双方在共同参与中降低戒备、恢复基本信任。目前城阳区已有300多个社区常态化开展“一节操”，覆盖率超过九成，逐步成为居民社交互助与情绪疏导的重要载体。 “一堂课”侧重回应精神文化需求，缓解家庭与个体压力。社区大学课程涵盖剪纸、中国结、经典阅读、礼仪与家庭伦理等内容，并通过唱歌、游戏等方式“破冰”，让不同背景的居民在共同学习中形成稳定交往。对不少老人来说，课堂不仅是学技能，更是获得陪伴、认可和表达的渠道。实践中，一些看似“爱投诉”的问题背后，常与长期孤独、家庭角色变化带来的心理落差有关。居民在课堂中重建社交支持后，情绪更稳定、沟通更顺畅，邻里摩擦也明显减少。以“学习共同体”带动“生活共同体”，让化解矛盾从单纯“讲道理”转向“解心结”。 “一餐饭”侧重搭建协商平台、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共餐为媒介，社区把议事协商、邻里互助、矛盾化解融入日常交往，让沟通从“桌面谈判”变为“家常交流”。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共餐自带情感联结功能，能降低对抗、增进体谅，为矛盾双方提供“台阶”和“回旋余地”。在共餐氛围中讨论公共事务，也更容易形成共同规则与行动共识，提升居民参与度和对决策结果的接受度。 综合来看，“三个一”不是简单叠加活动，而是以文化为纽带，把健身、学习、交往与协商贯通起来：通过高频、低门槛的参与机制，将纠纷预防嵌入日常生活；通过情绪疏导与关系修复，降低冲突升级概率；通过共同参与形成社区认同，推动居民从“旁观者”转向“参与者”“建设者”。该做法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方向相契合，也为人口高度流动地区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要素。 前景：随着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持续加快，基层治理将更加突出精细化与人本化。城阳区的探索表明，传统文化并非抽象口号，可以转化为可操作的场景、可持续的机制和可观察的效果。下一步，有关做法仍需在制度化、专业化上持续完善：比如健全活动组织与志愿服务体系，强化心理疏导与社会工作力量支撑，建立纠纷预警与分级处置机制，推动物业、业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让“柔性化解”与“依法治理”形成合力。随着机制逐步成熟，“三个一”有望在更多社区推广落地，带动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基层治理的难点往往在“人心”，突破口也在“人心”。当传统文化不再停留在口号，而是通过一套操、一堂课、一餐饭进入日常、融入关系，矛盾就有了缓冲，误解也多了转圜空间，社区更容易形成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共同体。这种循序渐进的路径提示我们：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制度与技术，也需要把人凝聚起来的文化方法与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