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的双重任务更为迫切 近年来，中央企业资产规模迈上新台阶，经营效益与生产效率同步改善，折射出国有经济在稳增长、保供给、促创新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公共服务与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等需求叠加，要求国有资本布局更聚焦、企业治理更高效、风险防控更前置。
如何避免“战线过长、分布过广”带来的资源分散，如何把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化为质量优势与创新优势，成为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课题。
原因——深化改革释放动能，考核激励与治理机制更趋匹配 张玉卓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在利润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上取得积极成效，核心在于以改革破题：一方面，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推动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向主责主业和关键领域集聚；另一方面，通过差异化考核与更具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在稳健经营的同时增强创新投入的可持续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实现新提升，去年首次超过1000亿元，达到1024亿元，占研发投入比重提升至9.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国资央企正加快从应用端发力向源头创新延伸。
影响——更强的战略支撑力、民生保障力与科技引领力正在形成 资产规模跨越式增长与效益改善，为中央企业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承担“压舱石”作用提供了更充足的物质基础。
利润增长为扩大研发投入、推进设备更新和绿色转型提供了财务空间；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则意味着管理效率、技术改造和组织变革正在产生叠加效应。
从宏观层面看，这有助于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韧性；从产业层面看，有利于围绕能源资源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从民生层面看，公共服务、应急保障、公益性业务的能力建设将获得更稳定的资本与运营支撑。
对策——聚焦“三个突破”，推动“集中布局、激励增效、监管提质”协同发力 围绕下一阶段改革重点，张玉卓提出三方面“新突破”。
其一，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上实现更大突破。
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方向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通过更明确的主业边界与投资方向，力争在若干年内改变布局分散、层次不高的问题，推动中央企业资产和营业收入进一步向重点行业集聚，以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并强化科技创新的体系化布局能力。
其二，在提升中央企业活力效率上取得更实质进展。
重点是构建更有效的激励机制，突出对基础研究与科技人才的长周期支持：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实施长周期管理，按关键节点设置奖励安排；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让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收益、岗位晋升与评价体系中获得更清晰预期，增强原始创新的内生动力。
此举旨在破解“短期考核”对科研规律的约束，使投入与产出、研发与产业化之间形成更顺畅的链条。
其三，在提升监管有效性上实现“放得活”和“管得好”的统一。
在“放得活”方面，国资委将推动分行业、分企业实施差异化考核，探索“一企一策”，避免用单一尺度衡量不同功能定位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进一步释放经营自主权与创新空间。
在“管得好”方面，依托智能化穿透式监管系统，加强对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资金流转的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在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的前提下提升监管的及时性、精准性和前瞻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前景——改革向纵深推进，“十五五”有望在结构优化与创新能力上取得更大进展 张玉卓表示，国资国企改革将持续深入，“十五五”时期将实现新的更大进展。
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的出台并全面推进，未来央企改革的着力点预计将更加突出功能定位与价值创造并重：一是布局结构将更聚焦关键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二是创新体系将更强调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长期投入机制，增强源头供给能力；三是治理与监管将更注重规则透明、权责清晰与风险可控，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做优做大提供制度保障。
可以预期，中央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升级、保障民生安全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中央企业的五年进阶之路印证了深化改革的关键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与产业变革交织，国资国企既要做稳定宏观经济的“压舱石”，更须成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
这场刀刃向内的改革攻坚战，不仅关乎国有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注脚。
未来如何平衡效率与安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仍需在实践探索中书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