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些单位的监督执纪实践中，“四风”问题仍存在表面化、碎片化、个案化倾向：有的定性把握不够准确，容易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一般管理问题混为一谈；有的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的关联研判不够，出现“只见风不见腐”或“只办腐不纠风”；有的核查抓不住关键要素，证据链断点较多，影响案件办理质效和治理效果。随着企业治理结构和业务场景不断变化，作风问题与利益输送、权力寻租交织演化更趋隐蔽，对监督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风腐问题同根同源，作风失范往往是权力观偏差、纪律意识淡薄的外在表现。一上，少数党员干部决策、用人、用钱、项目等关键环节权力集中，规则意识弱，易出现“说了算”“一支笔”等现象；另一上，企业经营管理链条长、业务领域广，项目合作、招标采购、资源配置等环节专业性强，若缺少标准化核查路径和可操作的检查要点，基层办案人员识别风腐转化触发因素时容易“抓不准、问不透、核不深”。同时，家风不正、交往不慎等因素叠加，增加作风问题向利益输送和腐败风险演变的可能。 影响——风腐问题若不能贯通治理，短期会削弱制度刚性和执行力，使纪律约束趋于“软化”；中长期则会破坏企业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氛围，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增加经营决策偏差和管理成本，进而影响国有资产安全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的是，作风与腐败一旦相互催化，不仅易诱发系统性风险，还可能出现“查处一人、震动一片”但“整改一阵、反弹一回”的循环，削弱治理的持续性。 对策——针对上述短板，中国移动驻集团纪检监察组在梳理经验做法基础上，编发《中国移动风腐同查同治必问必核工作指引》，以“问题导向、清单管理、穿透核查”为主线，为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提供更可操作的抓手。指引从理论认识与场景方法两端发力：一是系统阐明“四风”和腐败问题的本质特征，强调由风查腐、由腐纠风的双向突破，推动把作风问题放到权力运行、制度执行和政治生态中分析研判；二是围绕常见表现提炼可识别的共性特征，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概括为“重虚轻实、重上轻下、重权轻责”等特点，将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概括为“重享受轻奋斗、重物欲轻精神、重私利轻公义”等特点，引导基层从共性入手锁定重点事项，实现定性更准、指向更清；三是针对核查要素不全、证据链不完整等痛点，梳理30个典型场景，分类明确198个“必问必核”事项，推动核查工作“按图索骥”，提升规范性和可复用性；四是聚焦风腐表征提升穿透能力，提示对“特定事项一反常态”“对与工作无关的社交应酬格外热衷”等异常信号加强研判，重点关注“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等现象，以及违纪行为长期性、人员固定性、发生高频性等特征，严查不正之风背后可能隐藏的利益输送和腐败问题；五是从本人作风、家教家风、单位风气三个维度提炼共性表征，强调查处腐败案件时同步审视个人作风、家庭廉洁与关联人员问题，推动“查处一案、治理一域”，把“后半篇文章”做实。 前景——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打通从文本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对应的上通过专题辅导、案例讲解、经验交流等方式，推动各单位理解风腐同查同治的内在逻辑，形成可落地的办案路径和工作方法。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清单化、场景化指引在基层持续应用，监督执纪将更注重从“现象”追到“本质”、从“个案”拓展到“治理”，在持续纠治“四风”的同时更压缩腐败滋生空间，促进企业管理更规范、权力运行更透明、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下一步，如何将指引与业务流程监督、重点领域风险防控衔接，并在实践中动态优化清单条目、沉淀典型案例，将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向。
从单一案件查办到全链条系统治理，中国移动的创新实践印证了“善除害者察其本”的监督逻辑。在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把阶段性整治转化为常态化机制，仍需要更多企业用制度创新作答。此次工作指引的出台，不仅为国有企业防治“隐形变异”腐败提供方法参照，也说明了以改革思路破解监督难题的治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