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科体系多借鉴西方理论，缺乏本土化研究。面对这个现状，吴文藻在1929年回到燕京大学后，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主张。他认为，只有立足中国社会实际，结合本土田野调查，才能构建真正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学科体系。 为实现这一目标，吴文藻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改革课程体系，强调实地调研；二是推动国际学术交流。1932年，他邀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来燕京大学讲学。派克的教学注重实践，带领学生深入北平的贫民窟、天桥、监狱等地调研，让学生从实际生活中理解社会学理论。这种教学方法与吴文藻的主张高度契合，迅速在学生中掀起“派克热”。费孝通等学生深受影响，为后来的社区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5年，吴文藻又抓住机遇，邀请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布朗提出以“比较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乡村，强调社区研究的结构与功能分析。他的建议被吴文藻编译发表，成为当时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的重要指导文献。布朗的访华更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尤其是乡村社区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吴文藻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相辅相成。他不仅引进西方先进理论和方法，还注重培养本土研究力量。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学者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中坚力量。燕京学派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从派克的实地研究到布朗的结构功能分析，吴文藻推动的国际交流实质是在探索"如何研究中国"的方法与制度支撑；历史证明：学术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与世界对话。只有将开放转化为能力，将比较转化为自信，才能建立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