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的乾陵北门——生锈铁门一开——吱呀声准时响起。周彦辉打着手电筒走向散落的六尊唐代石兽——这是他9年来重复上千次的巡查起点。作为家族第二代义务文保员，他接过的不只是父亲周明选自20世纪末守护的20亩野地，更是一份“让石刻开口说话”的责任。 当前基层文保体系正承受压力。以乾陵为例，17名文保员中八成以上已到退休年龄，70岁的李军仁仍要快步跑出80米，拦下可疑拍摄者。昭陵文保员马新仁冬季巡查时，经常被酸枣刺扎进皮肉，“挑刺”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人员断层的背后，是待遇吸引力不足、专业培训欠缺等结构性问题。 这种“老人守古物”的现象，也折射出田野文物保护的现实困难。据统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达76.7万处，而专职保护人员仅10余万。乾陵博物馆负责人透露，义务文保员年均补贴不足万元，却要承担防盗掘、防破坏、防灾等“三防”任务。2023年陕西文物安全年报显示，该省63%的文物险情由义务文保员第一时间发现。 面对挑战，基层也在摸索更贴合实际的机制。乾陵实行“家庭承包制”，鼓励像周家这样代际接力；同时建立“优秀文保员”年度评选，将巡查考勤、文物完好率等纳入考核。周彦辉珍藏的红色证书背后，是父亲连续15年获奖的家族记录。更让人期待的是，他的孩子已表示“长大后接爸爸的班”，守护有了延续的可能。 专家认为，在专业文保力量尚未实现全覆盖之前，义务文保员仍是重要防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伟建议：“可借鉴‘文物长制’经验，将智能监测与传统巡护结合，同时提高补助标准，吸引年轻人参与。”随着《“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推进，“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模式有望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可复制的路径。
文物保护不是短跑，而是代代接力的长跑。夜巡的脚步声、墙上的标语、一次次劝阻与排查，汇成守护历史的微光。让守护者被看见、被支持，让专业力量与社会参与形成合力，才能把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更稳妥地交到未来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