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5日，我们的目光要穿越回100年前的那个秋天。在那个被列强围困又内部腐朽的中国，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救亡图存的信念，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他们中间，有化学博士任鸿隽、语言学家赵元任、数学家胡明复、生物学家秉志和地质学家周仁。这九位年轻的康奈尔大学留学生，经常在伊萨卡的大同俱乐部聚会。大家心里都很着急，觉得中国最缺的就是科学。1914年夏天的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时，突然有了个想法：咱们为什么不办个杂志，给国内的同胞系统地讲讲科学知识，让大家都有科学精神呢？这个主意提出来后，大家一拍即合。 说干就干。任鸿隽那时候才29岁。他本来是去日本留学的，还加入了同盟会，想学化学制造炸弹推翻清廷。辛亥革命后，他给孙中山当过秘书，后来觉得光靠政治不够，又去了美国深造。他亲眼看到美国工业这么发达，高楼林立、蒸汽弥漫、铁路纵横，心里特别震撼。再看看祖国的衰败，他觉得中国好像在天上，离科学的差距实在太大。他认识到，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这群年轻人决定要把科学的光带进中国，照亮被黑暗笼罩的神州大地。 资金怎么解决呢？他们想了个办法，向留美的同学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很快就筹集到了400美元的启动费。正式宣告《科学》杂志社成立后，大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份杂志撰稿。生活本来就很清苦，他们把本来不多的奖学金省下来维持运营。为了省钱办杂志，胡明复一个人就写了十篇文章；任鸿隽写了《科学精神论》等很多导向性的文章；赵元任为了节省开支，吃饭都要尽可能地简化。后来他回忆说，他和同学邓宗瀛甚至还搞过“节食竞赛”，每天只花三角五分钱吃饭，结果两个人都饿坏了病倒了。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1915年1月，《科学》的创刊号终于印出来了。任鸿隽在发刊词里激情满怀地说：“从此以后，代替神州学术之林崛起的，并且被大家当作依靠的力量，就是科学啊，就是科学啊！”这句话说得铿锵有力，给整个杂志定下了调子。 这份杂志一出来就引起了国内知识界的震动。两个月后，北京清华学校有个叫叶企孙的学生在阅览室里偶然看到了《科学》，马上被吸引住了。他当晚就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自己的感受，“科学”和“文明”的概念从此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叶企孙后来成为了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故事正好说明了《科学》杂志早期对人的启蒙影响有多大。 随着杂志慢慢走上正轨，大家心里有了更大的打算。1915年10月25日这一天特别重要。以《科学》杂志编辑部的同仁为核心，“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了。虽然刚开始只有35个创始会员，但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全国性现代科学学术团体诞生的日子。 从那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在引进科学知识、统一译名、举办交流、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这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都是在这里被培养起来的。 回顾百年前那段历史，我们会看到一群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学子为了家国理想，用近乎虔诚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点燃了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星星之火。从一本薄薄的杂志发展到一个影响深远的共同体，他们开创的不仅是一项出版事业或一个学术组织，更是一条把现代科学体系系统引入中国的通道，一种“科学救国”的坚定信仰与实干传统。 他们的故事超越了时代，成为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精神的先声与写照。在今天我们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时候，重温这段始于清贫与理想的历史，那份初心与力量依然值得我们深深景仰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