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亟待增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传统依靠投资和外需带动的增长模式边际效应减弱。国际比较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10个至30个百分点差距，尤其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增长优势。顶层规划首次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目标体系，表达出以消费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增强增长韧性的明确信号。 原因：消费率偏低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过去较长时期形成的“高积累、低消费”惯性，使投资与出口工业化追赶阶段承担了主要拉动任务，居民消费在宏观需求结构中的比重相对偏低。另一上，居民消费倾向受收入预期与风险预期共同影响：收入增长不均衡、部分群体增收压力较大，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带来的不确定性，容易推高预防性储蓄需求，抑制当期消费。此外，供给侧仍有短板，部分领域优质服务供给不足、消费体验有待提升、消费场景创新不够，导致“想消费”与“买不到、买不好”的矛盾并存。 影响：提升居民消费率具有多重现实意义。其一，有利于在外需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增强经济抗冲击能力，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稳住宏观基本盘。其二，有利于优化增长动力结构，推动经济从主要依靠投资扩张转向消费拉动与创新驱动协同发力，促进产业升级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其三，有利于改善民生福祉。消费的核心是民生，居民消费率提升并非简单“多花钱”，而是建立在收入稳、预期稳、保障稳基础上的消费扩量提质，带动从基础型消费向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数字消费等多元化、高品质消费升级，并促进城乡消费联动，释放县域与农村市场潜力。 对策：政策发力点在于打通“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链条。 一是夯实“能消费”的收入基础。消费取决于收入和预期。要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城乡居民增收机制，围绕重点群体实施更有根据性的增收举措，拓展多渠道财产性收入来源，稳定就业并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让更多家庭“有钱可花、稳定能花”。 二是筑牢“敢消费”的保障底座。提升消费意愿离不开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保障完善。未来一段时期，加大对人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尤为关键。聚焦“一老一小”，需加快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健全失能失智照护体系，完善长期照护与多层次保障安排；同时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保障越稳，居民对未来的担忧越少，预防性储蓄压力越小，消费潜力越容易转化为现实需求。 三是丰富“愿消费”的优质供给。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供给升级。要顺应居民从“有没有”向“好不好”需求转变，推动商品与服务供给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品牌与体验竞争。可在电信、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稳步扩大开放、引入多元主体，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优化休假制度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文旅、体育、展演等消费承载能力；同时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交易成本，让“放心消费”更常见、更可持续。 前景：我国具备消费扩容提质的坚实基础和广阔空间。14亿多人口构成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服务消费正进入加速增长阶段。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未来三个月计划增加支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保健、旅游以及社交文化娱乐等领域，服务消费意愿较为突出。随着稳就业稳收入政策持续发力、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深入完善、服务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消费有望从“恢复性增长”转向“内生性扩张”，并带动对应的产业链延伸、就业容量扩大与创新活力增强。
提升居民消费率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重要选择，也是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民的关键路径；该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产业转型等领域的系统性调整，既需要政策精准落地，也需要市场主体持续创新参与。14亿人的消费潜力一旦更充分释放，不仅将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稳定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