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晚清那会儿，有个叫何天爵的美国传教士特别佩服恭亲王，说他在帝国活着的人中最有经验。这还真没错，三十年里无论是办洋务、搞外交，还是在中枢当决策人，奕䜣几乎把晚清所有的关键事都干了一遍。但问题在于，当那些知识精英们喊着要救亡图存的时候，奕䜣却死死抱着“中学为体”不放。这种路径上的差别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他手里攒下的那些工业资本和军事力量，根本没转化成推动制度变革的能量。等到甲午一战打起来，“只变末节不变本原”的老毛病就彻底露馅了。 其实仔细想想，后人提起洋务运动往往最先想到的是李鸿章和张之洞，很少有人知道没有奕䜣在背后调度和兜底，他们根本没法这么从容地站到前台去。这位被大家称为“鬼六子”的亲王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改革者可以是稳健派，但要是稳健派失去了话语权，激进派就必须得去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 说到这，咱们就得把时间拨回到1853年。那年20岁的奕䜣突然成了军机大臣，可仅仅两年后，他因为给母亲请封这事儿触怒了咸丰帝，被一脚踹回上书房读书。这事儿看似是个偶然，但其实给奕䜣以后的政治生涯定了个基调——就是年轻气盛的想法和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总存在差距。 转眼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了京城，咸丰帝吓得躲到了热河。在这危急关头，朝廷不得不把奕䜣推了出来，让他当了个“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谈判桌上，27岁的奕䜣被英方代表额尔金故意刁难：迟到、傲慢、甚至还逼着他先表态……奕䜣当时那一眼被额尔金恨之入骨的目光，现在还被历史学家当作晚清国家自卑的缩影呢。不过好在联军后来还是守信撤军了，这让奕䜣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洋人也是能讲信用的，大清未必就得亡。这个想法一转变，直接把他接下来三十年的对外政策基调给定了。 1861年，奕䜣联合文祥、桂良上了个折子，提出了“自强”的口号。洋务运动就是从这儿正式开始的。咸丰帝批准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中国第一个官方的外交部门；同年咸丰去世，两宫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奕䜣成了摄政王，“叔嫂同治”的局面就这么形成了。大权在握后，奕䜣胆子挺大，大胆起用了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族地方大员。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借洋人之力兴汉人之能”，结果这一招真管用，短短十四年就把太平天国给平定了。 军事上他搞了新建陆军、筹建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经济上也没闲着，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还有开平煤矿都上马了。到了189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居然又重新成了亚洲第一。 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了，奕䜣指挥的军机处老是拿不定主意是打是和，结果仗打得很糟糕。慈禧太后抓住这个机会说他“委靡因循”，把他的差事全给免了，还让他回家养病。这事儿也就几天的工夫，军机处就被醇亲王那一伙人给彻底掌控了。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易枢”，成了慈禧削弱改革派的最后一招重手。 当时奕䜣只能拍着栏杆叹气说：“只愁春去不分明。” 从那以后他十年都没进过内廷的门儿。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这当成是慈禧“抢班夺权”的一次疑似政变来看待。不过在奕䜣自己看来呢，他只是没来得及阻止败局而已。“羽翼已丰的慈禧”用一杯茶的功夫就把他的兵权收走了，也留下了一个事实：改革派这回真的是回天乏术了。 时间再往后推到1894年黄海海战打输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第二年马关议和又割地赔款两亿两白银。在这种危急关头奕䜣又被召回到军机处了。可那时候他年纪太大身体也不好了。 他变得“委蛇因循”对朝政提不起劲儿来了也就罢了还把自己定位成“保守成局”的人。不过当康有为提出要向俄国和日本学习搞立宪救亡的时候光绪帝还是跑来找他商量意见。 作为稳健派的代表奕䜣坚决反对说国家已经虚弱到了极点不宜再动乱了并且还拿“非四品以上不得召见”当借口阻止光绪直接跟康有为见面暗中保护皇权不受激进思潮的冲击。 甲午战后这三年里头他虽然点头同意严修创设特科还有荣禄练新军等新政措施对强学会也采取了“低调保护”的态度但在他心里清楚形势比人强改革光靠热情可不行还得看手腕够不够硬。 再到了1898年5月26日那天起奕䜣就病得吃不下东西了慈禧和光绪轮番去看他他拉着皇帝的手反反复复地叮嘱要尊重太后要恪守成宪要富国强兵。 对于翁同龢和康有为可能联手搞事的担心他直言他们“居心叵测”劝光绪早做准备防范这几句话被史学家看作是他对帝制最后的一份忠诚也预示着权力真空马上就要出现了。 5月29日这天奕䜣去世了；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9月21日慈禧把光绪囚禁起来还抓捕了维新志士“百日维新”也就彻底结束了。 就在这短短十三天里恭亲王这条维系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隐形纽带断掉了大清再也没有“缓冲带”激进和保守两股势力同时失控了局面一下子变得很凶险。 回想奕䜣这一辈子真的是在权力漩涡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从1853年那时候的20岁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起伏和变故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