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这一辈子，起起落落，特别让人佩服。他是浙江嘉兴月河街区出来的人，小时候挺折腾，先是读商业学校，接着又转学医，最后干脆跑到无锡国学专修馆门口转悠。1918年，17岁的他在家里挂出了“景兰医院”的牌子，一边给人看病一边伺候母亲。可就在这一年，上海传来了个好消息，无锡国专破格录取了他。唐兰二话不说就把诊所关了，把行医的行当全给扔了，收拾行囊直奔无锡去了。到了无锡以后，他拜了唐文治当老师，还跟王国维书信往来。他那个年代，和他一起读书的王蘧常还有吴其昌都是一时之选。1923年底考试的时候，唐兰拿了第一，“国专三杰”的名头算是响起来了。后来他写了几篇文章，盯着敦煌汉简和戏曲碑刻不放，把“敦煌学”从单纯的艺术欣赏给引向了文字考据。 再后来就是1931年的时候，唐兰去东北大学当了讲师；到了第二年又进了北大中文系讲《尚书》。其实他刚上课的时候，底下那些年轻人的声音就把旧学案里的谜给撞开了。1935年那本书《古文字学导论》一出来，“三书说”立马惊动了学界。他用甲骨和金文做证据，硬是把汉代以来用小篆立场定的“六书”框架给推翻了。 1932年起，唐兰就去故宫博物院当金石鉴定委员了；等到抗战打完回来又接着干。后来院系调整的时候，他整个儿被调到了故宫博物院。这下好了，他把后半辈子都搭在了文物和简牍上。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竹简的时候，唐兰领着队去了长沙帮忙整理资料。他一个人写了好几篇考释文章，硬是让那些沉睡了两千年的老书重见天日。 到了1979年1月11日这天，唐兰因为生病走了。临终前他心里还惦记着那没编完的帛书竹简。追悼会在故宫办的，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位一辈子都跟古文字打交道的学者用一辈子告诉咱们：考古这事儿不是找宝贝玩的，而是让历史自己把话给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