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期，朝廷把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解释为“慕化乡善”。该说法为西汉理解和阐释匈奴政策提供了新的话语框架。萧望之等儒臣借助道德叙事，把原本复杂的边疆博弈转述为“德政感化”的例证，从而形成“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的传播效果。细看之下，这类叙事建构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动因。就现实政治而言，当时匈奴内部分裂，汉廷需要一套理由来支撑“不乘虚征伐”政策选择；就思想传统而言，自贾谊以来，朝臣已逐步形成“人迹之所能及皆可德化”的认知路径；更深一层，则反映出西汉中后期儒学与政治的相互塑造——元始五年诏书所称“万国慕义”，可视为儒家理想政治图景在官方话语中的确认。 这种解释方式影响深远。一上，它为呼韩邪单于归降预先搭建了叙事框架，使“德义感召”成为解释边疆归附的常用范式；另一方面，也推动形成“圣王—夷狄”的互动模型，把具体的外交与边政行为纳入儒家理论的解释系统。需要指出的是，这套叙事虽带有理想化色彩，却并非纯属修辞，也确实影响了政策实践，例如汉元帝时期对降匈部族的安置与优待措施。 当代研究者认为，西汉的这一历史建构具有双重属性：既服务于政治传播，也包含着真实的治国理念。在儒学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德仁义”不只是外交话语，更被用作施政原则。将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做法，塑造出一种带有传统特色的治理思路。 放在当前的研究视野中，重新审视西汉对匈奴的叙事，有助于理解传统中国“天下观”的生成机制。随着新出土简牍材料不断发现，学界也在更还原汉匈交往中政治话语与实际策略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匈奴归降因慕义”的说法，既是西汉政治语言的产物，也映射出儒家化国家治理理想。追踪这套叙事的形成与传播，可以看到一个王朝如何借助价值话语解释边疆变动、凝聚内部共识，并塑造对天下秩序的想象。对历史而言，重要的不只是事件“发生了什么”，也在于人们“如何讲述发生的一切”——而这种讲述本身，往往就是政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