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资源约束与发展需求交织，水安全面临长期考验。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偏低，时空分布不均，一些地区水资源超载与生态敏感叠加，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等对稳定供水提出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不突破水资源承载底线的前提下支撑高质量发展，成为水治理绕不开的核心命题。
原因——制度牵引与工程支撑同向发力，节水从“倡导”走向“刚性”。
水利部门坚持节水优先，围绕水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快完善政策工具箱，推动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落到具体环节。
与此同时，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计量监测体系建设、重点行业节水改造、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治理等基础工作持续推进，促进用水从粗放向精细转变。
特别是把非常规水纳入统一配置，推动再生水、矿井水、雨洪资源等多元水源协同利用，为缓解局部短缺提供了新的增量空间。
影响——“零增长”背后是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对稳增长保民生具有综合效应。
初步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较“十三五”末下降2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25%，反映出单位产出耗水持续下降，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强度有所缓解。
农业方面，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十三五”末的0.565提升至0.583，说明灌溉输配水损失减少、田间管理效率提升，对稳产增产、抵御旱情波动具有现实意义。
非常规水利用量较“十三五”末增长超过91%，不仅拓展了水源供给，也有助于减少对地表水、地下水的压力，为河湖生态修复、地下水超采治理创造条件。
总体看，节水工作既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也增强了供水体系韧性，对保障国家水安全形成支撑。
对策——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从管理、配置、产业、社会四端协同破题。
面向2030年，水利部提出更为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2025年基础上再下降10%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0以上；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以上；黄河流域矿井水利用率达到70%以上。
这些目标释放出三个信号：一是节水将更加制度化、指标化，倒逼地方和行业把水资源约束嵌入规划、建设与运行全流程；二是非常规水利用将从“补充水源”向“重要水源”转变，需要完善价格机制、管网配套与水质保障体系；三是节水产业将从单点改造走向系统集成，合同节水管理、节水服务、装备制造等新业态空间扩大。
按照部署，2026年全国节水工作将聚焦完善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提高集约安全利用水平、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构建现代化节水产业体系、形成非常规水配置利用新格局、推动合同节水管理创新发展，并提升全社会节水意识，为“十五五”开局奠定基础。
前景——从“抓指标”走向“提效益”，节水将成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随着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区域供需矛盾持续存在，节水工作的战略性、长期性将进一步凸显。
下一阶段，节水成效能否巩固提升，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更精细的用水计量与数据治理，推动从“经验管理”转向“数字管水”；二是更有约束力的水资源刚性约束与差别化政策，形成“节水受益、浪费受限”的导向；三是更高水平的水源协同配置，促进常规水与非常规水、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联动。
可以预期，随着制度体系完善、基础设施短板补齐、社会共治深化，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将进一步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水安全保障。
节水工作的成效充分说明，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完全可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发展阶段，水资源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
坚持节水优先，不仅是应对水资源短缺的现实选择，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随着节水工作的深入推进，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必将进一步提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水资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