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结构调整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并通过质量效益提升推动人均水平稳步跃升，成为“十五五”谋划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视为衡量现代化建设成效的标志性指标，其背后不仅是总量增长，更是生产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原因：从目标倒推，增速要求具有客观约束。
尹艳林指出，国际社会对“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并无统一明确门槛，但我国提出相关目标时，参照水平约在2万美元出头。
若以2035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并较2020年实现翻番作为参照，在考虑人口总量可能下降的情况下，2025年至2035年十年间GDP需要保持年均约4.17%的增长，才能在总体上匹配目标要求。
这意味着“十五五”既要稳住增长基本盘，也要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内需扩张上形成更强拉动力，避免增长动能不足导致目标实现压力增大。
影响：增速“底线”与“潜力”并存，政策含义更偏向“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一方面，4.17%的年均增速被视为实现目标的最低要求，提示必须防范经济运行波动过大、增长中枢下移带来的长期累积效应；另一方面，我国仍具有支撑中高速增长的多重基础条件，包括超大规模市场、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充足的人才供给以及制度优势所带来的组织动员与政策协调能力。
尹艳林判断，我国潜在增长率仍高于5%，若叠加价格水平合理回升约2个百分点，名义经济增速可望保持在较为可观的水平，这对稳就业、稳企业预期、改善财政金融循环具有积极意义。
对策：实现“速度与质量”协同，需要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中形成政策合力。
其一，更加突出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围绕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提升、服务消费扩容升级、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等方向完善政策工具，同时以有效投资带动产业链升级与公共服务补短板。
其二，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为牵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质”的提升支撑“量”的合理增长。
其三，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稳定民营经济预期，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增强资源配置效率。
其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尤其在地方债务、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加强政策协同与预期管理，为经济运行营造稳定环境。
前景：从长期看，创新能力提升将成为增长韧性的重要来源。
尹艳林提到，我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已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反映出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和创新生态持续改善。
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若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以及开放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经济增长的“含科量”和“含新量”将进一步提高，有望在全球竞争格局变化中赢得主动。
同时，“十五五”时期如果能够把握好政策节奏，在稳增长与去风险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并推动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体系更趋完善，将为2035年目标实现奠定更扎实基础。
从4.17%的最低要求到5%的合理预期，再到7%的名义增速，这一系列数据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理性规划与充分自信。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既要保持经济增长的适当速度，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如期实现，又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当前，我国拥有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和创新优势，只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必能在新的十年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