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甘肃为何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大幅“扩张—收缩—再调整”的辖域变化？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交会地带，向西连接河西走廊并通往西域，向北紧邻荒漠草原，是古代交通、军防与民族交往的要冲。由此决定了其行政区划并非单纯的地方治理安排，而常与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军事防务、交通保障和人口分布紧密联动。甘肃行政区划的多次变动，集中反映了国家对西北地区治理方式的调整与优化。 原因——制度更替、边疆治理与区域协同共同推动辖域重塑。 一是名称与建制的历史源流奠定了甘肃的行政地位。“甘肃”之名源出甘州、肃州两地的合称，北宋时期在西北割据政权设置中出现涉及的称谓，至元代正式设置“甘肃行省”，成为甘肃建省意义上的关键节点。行省制度的推行，旨在加强对广阔边疆与交通走廊的统筹管理，因此元代甘肃行省辖境显著大于今日范围，覆盖今甘肃主体，并延伸至宁夏全境、青海东北部、内蒙古部分地区、陕西北部部分区域，以及新疆东南部乃至更西北方向的边缘地带。该时期的“广域治理”，本质上是对西北战略空间的整体性布局。 二是明代侧重“以省统军、以军卫固边”的治理逻辑。明初调整行省体系，甘肃并入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形成更大尺度的区域统筹。此举既与当时对西北边防一体化管理的需要有关，也与交通线、军镇体系和粮饷供给的组织方式有关。 三是清代在边疆稳定与行政精细化之间寻求平衡。清代时期甘肃从陕西体系中分出，形成相对独立的省域框架，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仍辖宁夏全境、青海东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以及新疆东南部部分区域。与元代“广域行省”相比，清代甘肃的辖境趋于收束，反映出国家治理由“开拓式统辖”向“分区式治理”的转型：一上利于提升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便于多民族地区实施更具针对性的管理。 四是民国时期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区划频繁调整。当时以“道”为重要层级，对甘肃境内设置多个道，试图加强行政控制与资源统筹。但在政局动荡、财政紧张、地方武装与交通条件复杂等背景下，省界与管辖范围多次调整，宁夏等地区逐步从甘肃体系中分离，甘肃版图总体趋向缩小并逐步定型。 五是新中国成立后区划调整更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治理效能与安全考量相统一。1954年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使甘肃面积阶段性扩大；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相关地区再行调整，体现出对民族聚居区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安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内蒙古部分旗县曾划归甘肃、宁夏管理，后随局势趋稳于1979年前后恢复原建制。此后甘肃省界基本稳定，进入以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协同为重点的新阶段。 影响——区划演变塑造了甘肃的区位格局与发展命题。 从历史长周期看，甘肃行政区划的每一次变化，都在重塑人口流动、交通通道、资源配置与治理体系：其一，河西走廊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战略通道，在行政上往往被纳入更高强度的统筹框架，以保障交通与边防；其二，宁夏、青海、新疆东南部等区域在不同阶段与甘肃形成“合—分”关系，折射出西北地区在生态、民族、产业与安全层面的高度关联；其三，1979年后省界稳定，为甘肃推进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布局、生态治理和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条件，也使跨省区协同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议题。 对策——以史为鉴完善治理，以协同提升现代发展韧性。 面向现实治理，需要在稳定省界格局基础上，把历史形成的通道优势与区域协作需求转化为发展动能：一是强化省域内部的均衡治理，统筹河西、陇中、陇东南差异化发展，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基础设施联通水平；二是深化与宁夏、青海、内蒙古及新疆相关地区的协同机制，在生态保护、能源资源开发、交通物流与文旅融合上形成互补；三是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完善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夯实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四是立足生态约束与水资源承载力，强化黄河上游与内陆河流域系统治理，推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 前景——区划稳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区域联动将成关键变量。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深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持续实施，甘肃在国家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交通枢纽与开放通道等的综合功能将深入凸显。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行政边界再调整，而在于以更高水平的跨区域协作与制度供给，推动产业链协同、要素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使历史上的“要冲之地”在现代化建设中释放新的增长空间。
甘肃行政区划的演变是国家治理策略的具体呈现。从广域管理到精准治理的转型历程，为新时代推进西北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更好把握区域协同发展的方向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