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给新中国的汽车项目组征调了陈祖涛，那个小伙子还没从鲍曼工学院毕业呢。他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儿子，从小跟着父亲去苏联生活。二战快结束那会儿，他刚高中毕业，就考进了这所在俄罗斯地位堪比美国麻省理工的理工大学。本来想去学坦克或者核能这些尖端学科，可那些专业都不对外国人开放。他索性选了机床与工具专业，觉得这个虽然不太显眼，倒也能为以后工作打下基础。 这个专业内容跟苏联汽车制造联系紧密。陈祖涛在大学期间就去各大重要汽车制造厂实习了。当时新中国成立了，斯大林给毛主席提了个建议，说在中国建个汽车厂怎么样？既能带动机工业进步，还能帮钢铁、化工、建筑这些行业发展。毛主席听进去了，决定真的办。 沈鸿就是因为看中了他在苏联汽车厂积累的宝贵实战经验，才把他弄过来负责谈判的。这一来陈祖涛不仅成了“一汽”最早的员工之一，还比第一任厂长饶斌都早进这个项目组。后来他还当了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工艺处副处长，还有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处长兼总工程师。 等到了六十年代初，他又参与了“红旗”轿车和军用越野车两个生产基地的设计建设。时间长了，他还去搞川汽、北汽、南汽这些大型项目。 作为为数不多的本土培养出来的汽车专家，陈祖涛对苏联当年的帮助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苏联的技术其实是美国1930年代的落后产物。斯大林汽车厂的生产线是从美国福特公司买的，可是一直拖到二战爆发才调试完苏联根本没怎么改就国产化了给了中国。 用他的话说那就是1930年代的技术到了1950年肯定过时啊。而且苏联不光没改还直接“苏化”了提供给中国。他还说苏联的设计思路有问题一开始就搞高度集中的大厂把冲压、铸锻什么的全弄一块结果后来想改款难死了。 现在我们看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伏尔加”、“莫斯科人”，其实三十年代就是这样了几十年一贯制根本比不上欧美日韩那种隔年换新款的灵活劲儿。 当然他也肯定苏联的援助是无私慷慨的值得感激但这不代表他们的技术就先进这事儿不矛盾。 从陈祖涛的角度我们能更全面理解当年苏联怎么帮咱们的技术到底啥水平既感激又看得清局势展现了作为开创者的眼光和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