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复苏乏力、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交织的背景下，如何缩小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正成为国际人权讨论的重要议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1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日前在日内瓦举办主题边会，围绕“消除不平等，促进发展权的实现”展开研讨，来自学界、国际组织及企业界人士就现实挑战、政策路径与机制建设提出观点。
问题层面，与会人士认为，当前不平等问题在多个维度呈现叠加态势：国家间发展鸿沟扩大，部分地区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可及性不足；数字化转型带来新的“技术鸿沟”，弱势群体在数据、算力、算法应用中更易被边缘化；在文化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影响部分国家和民族平等享有文化发展权。
多重不平等交互作用，使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面临结构性障碍，也对落实发展权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层面，与会专家分析指出，不平等并非单一经济问题，而与国际分工格局、资源配置方式、治理能力差异以及技术规则制定权分布密切相关。
部分国家在资本、技术和规则方面的优势强化了全球产业链分层，叠加地缘冲突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发展中国家融资成本上升、市场空间受挤压。
与此同时，个别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国际合作碎片化，进一步放大了发展机会的不均衡。
影响层面，与会人士认为，不平等直接制约发展权的实现，并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一方面，贫困与机会缺失削弱社会流动性，影响社会凝聚力和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发展不均衡易外溢为跨境风险，冲击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与人员流动秩序，进而影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整体推进。
普遍权利组织执行主任马克·利蒙表示，国际人权机制应更充分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领域的差距，推动各国发挥政策工具作用，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对策层面，与会者从理念引领、制度建设与实践路径提出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人权法研究室副主任郝鲁怡表示，中国主张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强调将发展置于全球治理突出位置；以“发展优先”为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特别是“普惠包容”原则，为发展权赋予更具时代特征的内涵。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颖侠认为，推动普惠包容，需要在全球层面加强政策协同，相关倡议致力于打破技术壁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有助于推动形成更均衡的全球人权治理格局。
在国内实践与制度经验方面，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晓旭介绍，中国自2009年起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持续完善指标体系与实施路径，增强政策延续性与可预期性，为系统推进人权保障提供了可检验的制度安排。
围绕减贫与区域协调发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涛分享西藏减贫与民生改善的案例，强调把生存权、发展权置于优先位置，通过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推动共同发展。
围绕教育公平，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院长郑亮指出，教育平等是促进发展权的重要支点，应持续提升公共教育供给质量与均衡化水平，让发展机会起点更公平。
在技术与文化议题上，与会者提出新的政策关切。
康和集团董事长何沛林结合人工智能应用趋势表示，应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形成相对包容的技术治理与数据合作框架，使新技术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具而非新的分化源。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越从历史被掠文化财产返还的视角指出，推进文化发展权、弥合历史不公，是国际人权体系的重要承诺之一；推动被掠文化财产返还有助于增进文化平等与社会认同，为当代文化发展权落实提供现实支撑。
前景层面，与会人士普遍认为，推动发展权更充分实现，需要把“消除不平等”置于政策设计与国际合作的核心位置：在国内层面，应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与社会保障扩面提质、数字素养与基础设施普及等措施增强发展可及性；在国际层面，应加强发展融资、技术转移、能力建设等合作，提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在规则制定中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关切。
与会者认为，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中心位置，才能在不确定性上升的国际环境中稳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雪域高原的减贫实践到国际舞台的治理倡议，中国正以系统性方案重塑发展权话语体系。
当某些国家仍在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时，中国用脱贫攻坚、教育公平等实实在在的成就证明：发展权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需要各国携手推进的实践课题。
在全球发展赤字扩大的当下，这种立足实际、着眼行动的人权观，或将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