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挺难解决的，就是政府和社会怎么才能真正协作起来，共同治理环境。这可是个大难题，尤其是跨界的水环境治理。余敏江教授还有李子为博士生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长三角这个地方。2000年开始他们就关注这个问题了，想看看能不能把政府和社会结合起来，把事情办得更好。可是到了2021年和2022年，效果好像不太理想。大家都知道跨界治理很难，因为水的流动性很强，行政边界却很僵化。 余敏江和李子为就试着给这个问题找个解法。他们觉得传统那种政府主导、社会配合的模式太机械了，得换个思路。他们引入了“交互式协同”的概念，就是多元主体之间要互相反馈信息，形成联动关系。为了说明白这个逻辑，他们还用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起来，搭建了一个分析框架。 他们是怎么做研究的呢？这次主要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对象。太浦河、淀山湖、元荡还有汾湖这一河三湖是个好例子。他们通过田野观察、访谈还有数据交叉验证来追踪制度变化。从2000年到2018年是属地分治的阶段，九龙治水很明显；到了2019年到2021年，国家战略带来了一些变化；再到2022年之后，“智慧大脑”数据互通就开始起作用了。 他们发现有三个核心机制很重要。第一是权责互嵌网络形成了，打破了原来静态分工的逻辑。把分散的权责关系变成信任和约束互嵌的网络。比如第三方机构提供数据，社会组织参与评估，政府调整执法和补偿方案，形成闭环。第二是“技术—制度”双向互构。数字化平台既是数据中枢又是决策触发器；制度设计也会预置技术应用边界。第三是规则动态迭代韧性。水质超标或者公众举报多了就触发议事程序；第三方评估结果直接推动规则修订；常设的委员会让政府、企业、NGO还有公众代表都能参与进来。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有新贡献：突破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给理解中国情境下的跨界治理提供了“交互式协同”的新视角。政社交互式协同既不是单向权力支配也不是理想化的平等赋权，而是通过双向赋能和虚实交互实现价值共创。 从实践上来说，要形成长效机制还得突破三方面：刚性制度明晰权责边界；技术工具穿透流程；弹性规则提升适应性。 当然这篇文章也有局限：制度调适的边界与治理效能之间的阈值关系还没建立量化模型；数字技术渗透下的权责伦理风险还需要探讨。未来可以进一步检验不同区域禀赋下的调适路径来推进理论建构。 这篇文章摘自《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3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