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评价较为固化。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以来，主流史观多将其视为“礼崩乐坏”的乱世。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此判断更被强化——也使五代史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最新研究认为，传统论断有必要重新检视。通过对现存石刻、墓志等一手史料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五代时期（907-960）的战乱程度后世叙述中存在被放大的情况。涉及的数据表明，大规模军事冲突主要集中在唐末三十年（875-907）；五代政权更迭期间的战事多为局部冲突。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统治下，整体社会秩序仍保持相对稳定。社会结构的转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不同于汉唐时期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长期垄断，五代时期寒门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比例明显上升。后唐明宗朝（926-933）的官员档案显示，中枢要职中庶族出身者占比已达四成。这一变化为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文化领域同样出现新的增长点。尽管正统史家批评当时“文教不昌”，但敦煌文书及各地出土文物显示，民间文化在动荡中反而获得更大的生长空间。说唱艺术、话本小说等通俗文艺在五代完成关键转变，为宋代市民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前提。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权建构带有明显的试验性。为维系统治，各割据政权相继推行“义儿军”等制度安排，并在部分地区形成地方自治等治理实践。吴越国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延续86年，其水利建设的影响至今仍可在杭州地区见到。这些探索为北宋建立“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体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经验。当前学界逐步形成新的共识：有必要跳出“正统论”的框架，从长时段视角重新评估五代十国的历史意义。明年将启动的“五代十国全史编纂工程”计划整合海内外200余位学者，系统梳理这一时期在经济制度、民族融合诸上的历史遗产。
历史的价值，不在于为今天寻找简单的褒贬对象，而在于揭示变局背后的规律与代价。五代十国的动荡无可回避——但若叙述只停留在“乱”——就容易忽略它在秩序重建、社会流动与制度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把乱世放进长时段的结构变化中审视，才能看见：最剧烈的冲突常常伴随最深刻的重组，而新的可能性，正是在旧秩序崩解与重建的缝隙中被孕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