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起斋号这事儿，就像现代人给自己起个网名一样，充满了烟火气和诗意。

古人起斋号这事儿，就像现代人给自己起个网名一样，充满了烟火气和诗意。古人把名看得很重，那是爹妈给的，号却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哪怕是个简陋的茅草屋，前面刻个“松风阁”，后面写个“白云深处”，心里那股满足感比实际能挡风雨的作用还大。现在看来，这顶多算“口嗨”，但当年的文人靠这就把精神境界给拔高了。 像冯梦龙在《笑府》里讲的那个故事，富翁不识字，朋友借马时写了“告借骏足一骑”。富翁直纳闷：“我这双鞋子怎么借给你？”旁人一解释才知道原来“骏足”是指马。这个笑话一下子就把雅俗之间的隔阂给捅破了。今天咱们刷朋友圈，其实也是在给生活起代号；古人写信前报字号，礼数里藏着的全是幽默。 斋号就好比成年礼的另一种形式，名姓生来就定死了，斋号却是成年后自己说了算，连朋友师长赐的也得经过主人点头才算数。朱亚夫编了本《中华名人书斋大观》，几乎把古今所有斋号都网罗到了；咱们这些普通人也就只能挑挑那些即兴、好玩、带着烟火气的——它们就像私人家酿的酒，让人偷得半日清闲。 主席当年给柳亚子题字“上天下地之庐”，既解了柳氏的烦闷，又带了几分笑意；闻一多埋在《楚辞》里不出来，郑天挺劝了一句“何妨一下楼”，就把这斋号给定下来了。像闻一多这种书呆子，平时一板一眼的，在这个俏皮斋号的暗示下也就赶紧下楼活动活动了。 弘一法师晚年自称“二一老人”，把“一事无成人渐老”和“一钱不值何消说”凑在一起自嘲；张伯驹因为痴迷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干脆管自己叫“好好先生”，这就把藏品和人品绑在一起了；邓散木因为诗词书画印样样在行，就给自己取了个“三长两短斋”。弟子苏白反着来给自家小楼起了个“不三不四楼”，我跟着老师去青岛拜访旧居时发现地形随山就势特别合适，“不三不四”简直就是对这种高低起伏的天然写照。 聂绀弩藏了《三国》《红楼》《金瓶梅》《水浒》的珍本，黄苗子取了“三红金水斋”这个斋号；贾平凹的书房叫“凹凸斋”，旁边还挂了块匾写着“大堂”，大家都笑称他是“大堂经理”。现在的写字楼文化已经开始入侵文人空间了，连陆康天天写字都直接把斋号刻成了“写字楼”。 车鹏飞先生以前叫“迟悟斋”，我开玩笑说不如改成“迟悟庐”。在上海话里，“迟悟庐”的发音跟“乳腐卤”差不多，听起来特逗。悟道虽然来得迟了点，就像下饭菜一样香得很。 说到底啊，古人用斋号给生活做注脚，咱们现在用微信头像、朋友圈封面、云盘昵称代替它。形式不一样了，但我们都在找个地方把内心的旷达和自嘲给安放下来。下次起名字的时候不妨想一下：要是把这名字刻在印章上、挂在门楣上、写在书签上——你读了还会不会心里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