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一位画家叫汪友棠，他小时候在黟县碧山脚下长大，号修竹山人。汪友棠早年喜欢画篱菊，画出来的秋菊味道挺浓的，朋友们都夸他有“神出古异”的功夫。但那时候的菊瓣再香，京城御窑那边也不是那么容易进的，他后来索性就去了景德镇。到了那里，他就开始把国画里的诗书画印搬到了瓷胎上，创造出了浅绛彩瓷。浅绛彩瓷是清末民初才出现的东西，把国画搬到瓷器上不仅丰富了瓷器的样子，也把审美格调给抬上去了。汪友棠是这个潮流里最活跃的人之一。 关于汪友棠的具体出生和去世时间史书上没有太详细的记录，不过历史轨迹还是很清晰的：光绪十年前后他进了御窑厂干活，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活跃在珠山那里。他什么都能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都能拿下，墨彩、金彩、蓝彩这些颜色也都能用得很溜。他的款识书法也有自己的风格。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画路宽”，同一时期既能画出巨大的山水画也能做出小巧的花鸟小品。“高产且高品”成了藏家们口口相传的标签。 安徽博物馆里收藏着汪友棠的绘画作品还有一对寿山石对章：白文写着“汪棣之印”、朱文写着“字曰友棠”，这对印章总共高9.5厘米、印面4.3厘米大、长跋满纸都是作者和刻工之间的闲谈。据跋文说这对印是汪友棠从上海回到老家后刻的——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画瓷器了，但还是想给国画印章找个完整性。 为汪友棠治印的人叫周廷柱，他有时候署款“筱枏”，有时候署款“廷柱”。再仔细查看馆藏就能看到一个长形两面印：阳面刻着“筱枏四十岁更号恨侬”，阴面写着周廷柱字底如号筱枏。边上还有一个备注：“衡甫为筱枏道兄作。”“衡甫”其实是绩溪的胡良铨，《广印人传》里面有关于他的记录：光绪八年补两浙盐大使的时候，他就很擅长篆书隶书还会刻印而且懂医理。晚年住在上海和汪友棠住得很近俩人经常切磋技艺成了好朋友。 要是把汪友棠的印章和边款连起来看成一条时间线就能发现：光绪十五年周廷柱给他刻了这对章；光绪二十二年周廷柱自己说“丧妻以后万念俱灰”，但还是给朋友刻了印章；同时期胡良铨也在旁边刻了两面印证实了这段友谊。印章不光证明了作者身份还悄悄记录了景德镇画人圈子里的互动和情感。后人看到那方朱白对章的时候看到的不光是笔墨的延续也是金石交游的线索。 从国画篱菊到浅绛彩瓷汪友棠用印章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也写下了一段转型者的心路历程。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问“山重水复”什么时候结束只需要在拍场或者展厅里找到那一抹淡菊——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家总能在绝境里开出另一片花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