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正对我国发展安全与国际合作方式提出更高要求。展望“十五五”时期，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分化，地缘冲突与阵营化倾向仍在延续，部分国家将经贸科技问题泛安全化的做法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提速。，我国既面临外部冲击与不确定性上升，也具备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提升制度性影响力、推动共同发展的基础。如何在复杂博弈中保持战略主动，以高质量发展对冲外部不利变量，成为“十五五”对外经济工作的重要课题。 原因——国际体系进入“竞争与治理”并存的新阶段，是形势变化的深层动因。有观点将二战后国际格局演进概括为多个阶段：早期以冲突与革命为主要特征，随后较长时期以全球化与协同为主线；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变革与大国力量对比调整叠加，竞争议程与治理议程同步上升。“十五五”正处于该阶段的关键区间：其一，大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博弈更具系统性，竞争不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而是延伸至技术标准、规则制定、市场与资本流向等层面；其二，“经济安全化”趋势更为突出，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与长臂管辖，试图重塑产业链分工；其三，国际社会普遍关切如何避免竞争滑向全面对抗，如何在分歧扩大的同时维持必要合作与基本稳定，这已成为现实考验。 影响——中美互动方式变化，将对全球经济结构与我国外部环境产生重要外溢效应。当前中美关系呈现“竞争主导、管控分歧”的态势，部分领域出现“非战式竞赢”与“战略性脱钩”并行：一上，美方科技、经贸、金融与投资等领域运用规则、联盟与管制工具施压，试图在关键技术与高端制造环节形成对我约束；另一上，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对抗失控，通过延缓“摊牌式”冲突为其产业回流与经济调整争取时间。对全球而言，这一策略可能推高供应链区域化程度与运行成本，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对我国而言，外部不确定性将更具长期性，竞争焦点将更多集中在战略通道、关键资源、创新要素与第三方市场等“结构性变量”，对产业升级、科技攻关和对外合作布局提出更高韧性要求。 对策——在稀土之外构建更具威慑力、可持续的经济工具箱，是提升战略主动的重要方向。稀土等关键资源影响力显著，但单一工具的可替代性以及外部应对空间同样需要正视。更具系统性的工具箱，应突出“可组合、可持续、可校准”，在精准反制与风险可控之间取得平衡：一是提升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围绕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与工业软件等短板加快补链强链，增强在高端制造与标准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完善对外经济政策工具的制度化储备，健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贸易救济、合规审查与反制机制，提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可预期性与专业性；三是加快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以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为抓手，营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与产业生态，降低外部压力形成“合围效应”的可能；四是推进市场与伙伴多元化，提升与周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新兴市场的产供链协同水平，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五是更清晰界定国家安全边界与政策红线，在坚定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为正常经贸往来留出空间，推动形成可管控、可对话、可预期的竞争规则。 前景——“全球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将为国际秩序调整提供新的合作支点。当前，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公平的代表性与发展权，探索更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启示：既以实体经济与完整产业体系为支撑，持续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也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更多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围绕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等议题，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诸多公共产品，促进凝聚共识、扩大合作面。在“十五五”时期，如能深入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国际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强与“全球南方”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绿色转型、数字合作、减贫与能力建设诸上的对接，将有助于在不确定外部环境中拓展更稳定的发展空间，也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十五五"时期，中国处于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关键阶段。在"竞争与治理"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既要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持续增强战略竞争力，构建多维度、可持续的经济工具体系，也要发挥在发展中国家合作中的带动作用，以更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汇聚更广泛的力量，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既关乎中国自身发展，也关乎全球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