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看得见的塔”与“被忽视的幢”，认知落差凸显保护与传播短板 杭州因“三塔”闻名，塔的形象易识别、叙事易传播；相比之下，经幢多立于寺院、街巷与山麓，形制以石柱为主，缺少宏大空间感与直观观景功能，长期处于“熟悉却说不清”的状态；部分遗存因地理位置分散、展示条件有限、解说体系不完整，导致公众对经幢的历史价值、宗教内涵与工艺水准认识不足，也影响了其在城市文化标识体系中的位置。 原因——吴越“立石存经”的治理与信仰逻辑，塑造了独特的石刻传统 经幢并非简单的寺院装饰，而是一种将经文、咒语与佛教宇宙观“固定在空间坐标”的信仰表达。杭州现存最早的重要例证之一，是立于唐开成二年（837年）的龙兴寺经幢，其年代早于吴越立国，印证了杭州在唐代已形成以金石保存信仰与功德的传统。进入五代十国，吴越国长期相对安定，统治者以崇佛护民、联结社会为重要路径。吴越国王钱弘俶在位二十余年，延续并强化了“立塔建寺”与“立石刻经”的双轨模式：塔以形制聚众，幢以文字与符号延续法脉。石刻耐久、可见可传，既是宗教供养，也是政权治理与文化整合的一种方式。 影响——经幢是“石刻佛经”，也是城市历史的硬证据与工艺高峰 梵天寺双幢立于凤凰山南麓旧址前，两幢并立、体量宏阔，高达15.67米，通体以多层构件叠加形成强烈的垂直秩序，兼具宗教象征与雕刻美学价值。其所刻陀罗尼经文与纹饰体系，呈现吴越时期佛教信仰的系统化表达。2001年，两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确立其在全国石刻遗存中的地位。 灵隐寺天王殿前的两座经幢，分别刻《尊胜陀罗尼经》与“大自在”有关咒文，体量与形制各有侧重。更有一点是其“迁建史”：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由奉先寺旧址迁至灵隐寺并留有题记，使其成为跨越吴越与北宋两段历史的实物见证。经幢的文字信息、造像题材与构件组合，为研究吴越佛教、雕刻工艺、地方政权与寺院体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一手材料。 从城市文化发展角度看，经幢与塔、寺共同构成杭州佛教文化景观的“骨架”，既能丰富宋韵文化叙事，也为公众理解杭州“山水城市”背后的制度、信仰与日常生活提供切口。 对策——以系统性保护与公共阐释为抓手，让“沉默石刻”进入当代叙事 业内人士建议，应在现有文物保护法规框架下，改进经幢类石刻的日常巡查、风险评估与微环境监测，针对风化、渗水、生物附着等问题制定更精细的保护方案。对处于开放空间或游客密集区域的经幢，应优化分流与安全距离设置，减少人为触碰与长期磨损。 在传播层面，可推动分级解说体系建设：以年代、经文内容、构件结构、迁建与修缮记录为主线，形成统一而准确的公众叙事；结合数字化采集与档案整理，建立可检索的石刻信息库，为学术研究、展陈教育与社会传播提供支撑。同时，鼓励博物馆、研究机构与寺院管理方协同开展主题展览与研学课程，把经幢纳入宋韵文化、佛教艺术与城市考古的公共教育体系。 前景——从“点状遗存”走向“整体展示”，经幢有望成为杭州文化新名片 随着杭州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宋韵文化传承的持续推进，经幢等石刻遗存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未来，通过“遗存点位—历史街区—山水格局”的联动展示，经幢可从零散的文物点转化为可阅读、可体验、可研究的文化线路：既服务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也为文旅融合提供更高质量的内容供给。以钱弘俶时代的石刻实践为参照，杭州有条件把“立石存经”的传统转化为当代的文化记忆工程，让历史遗产在严谨保护中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共享。
吴越国虽短暂，但钱弘俶通过经幢将佛教信仰永久镌刻于杭州山水之间；这些石刻不仅是工艺的巅峰，更是权力与信仰结合的见证。当后人凝视这些经幢时，看到的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信仰的力量在石头上生生不息，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