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天，14岁的任玺坤辍学进入位于山东路的"光阳社"摄影馆，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摄影行业生涯；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使他成为见证青岛摄影行业发展的重要人物。 光阳社是当时青岛的知名摄影机构，由日本人远藤一二创办。店铺结构紧凑——一层为营业柜台——上层为日本老板住所，三楼设置无窗暗房供冲洗照片之用。为了充分利用空间，老板甚至在屋顶加盖了一间"厦棚"阁楼，用作第四层的暗房。初来乍到的任玺坤在这个狭窄拥挤的环境中，从最基础的"捞海波"工作开始——将显影完毕的照片依次移入停显液、定影液，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极高的细心程度和对药液性质的深刻理解。 远藤一二是一位对影像质量有着近乎苛刻要求的经营者。他从不允许使用过期相纸，即便只差一天也不行。洗印出的照片若存在深浅偏差，他会立刻返工重做，甚至不惜将整瓶药液倒掉重新配置。在这样严格的工作环境中，任玺坤逐渐掌握了摄影冲洗的药理知识，养成了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店里十几位员工各有分工，大师傅周元勋负责冲片，周清溪和周彝百专管翻拍与放大。任玺坤因为干活认真不偷懒，很快成为大家都"抢着用"的得力帮手，暗室内外都能听到他的名字。 光阳社实行严格的工作制度：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半，没有周末加班。工资私发，员工互不打听，各自把手中的活做到极致。这种规范的职业管理方式，对年轻的任玺坤产生了深远影响。1945年日本投降后，光阳社又维持了一段时间才正式关门。离别那晚，远藤一二在"春和楼"设宴招待所有旧员工，只说了一句"谢谢大家"，便成为永别。 光阳社关闭后，任玺坤的职业之路并未中断，而是进入了新的阶段。大师傅周元勋在中山路南头租赁小柜台经营旧相机买卖，任玺坤主动帮忙整理、擦洗、维修快门。第一次成功修复坏掉的快门时，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三个月后，经师傅王作普介绍，任玺坤进入德县路与中山路交角的"捷成照相馆"，继续深化自己的摄影技艺。 1949年6月，"博爱照相馆"在中山路与北京路交角开业。这家由"烟台帮"摄影师集体创办的店铺，汇聚了业内的优秀人才。任玺坤凭借在光阳社和捷成积累的扎实手艺，成为店内的技术骨干，放大、着色、照相等工作样样精通。然而，1951年经理突然被捕，博爱照相馆再次关门，任玺坤第三次面临失业。 转折出现在救济分会的安排下。任玺坤被分配到吴淞路的"照相材料专业店"，名义上从事搬运工作，实际上是为了让他接触更多摄影器材。这家店铺经营范围广泛，销售来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的胶卷，同时也经营自行车、缝纫机、经纬仪、水平仪等多种商品。任玺坤没有止步于摄影知识的局限，而是主动钻研所有商品的技术特性和使用原理，硬是掌握了全部商品的条码和性能参数，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家。后来这家店铺并入"青岛市文化用品公司"，任玺坤因其深厚的专业知识，被调入进口审批组，成为这个部门的"活字典"。 在进口审批组的工作中，任玺坤展现了非凡的业务能力和商业眼光。当听说广州有一批华侨相机存货待处理时，他主动说服领导全单购进，将照相机留作自用，其余转手销往北京、上海等城市。他还敢于进口别人不敢碰的精密经纬仪，分别销售给青岛、烟台驻军。这些大胆而精准的商业决策，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深入确立了他在行业中的专家地位。
从暗房里的学徒到进口设备专家，任玺坤用七十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在数码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老一辈照相师对技术的敬畏、对质量的极致追求以及对新知识的开放态度，依然值得当代从业者深思。这段跨越战争、解放、改革开放的个人史，不仅是一个行业的记忆，更是映照中国社会变迁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