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清代举人毕槐最后没能金榜题名，可他那本1784年出生、1835年中举后写就的《公车日记》，却把当时中国齐鲁大地的人文地理和读书人的精神世界给好好地记录了下来。这部手稿最近才慢慢走进了学者们的视线里，它的作者是浙江桐乡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浙江桐乡。毕槐在1835年中了举人，接着在第二年头一回去北京参加会试。虽然没考上，但他一路上写下来的日记成了研究清代科举、交通还有士人情结的一扇窗户。“公车”这个词啊，其实是从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考生的制度来的，后来人们就拿它来指代进京赶考。毕槐的这本书呢，就是从考生的角度来写的一次旅行实录。 要提一下的是，和毕槐差不多同一个年代、一个地方的文人陆以湉也写过一本《北行日记》，他们俩走的路线特别像，特别是到了山东这一段都用了八天时间。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就能发现清代举子去北京的路是多么的固定和标准化，也能看出当时驿站系统有多成熟。这本日记里对山东境内的描述特别细致。比如在道光十六年的二月初七，毕槐他们刚进山东峄县境内（现在属于枣庄市台儿庄区）。他写的那个马兰屯驿站和阴平的住处，不光是南北交通要道，“山光如抹”“杨柳青青”的景致还透着早春齐鲁的生机。第二天路过南沙河的时候，他说“枣林柳岸时复相掩映”，几个字就把自然风景和赶路时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这正是中国文人喜欢的那种把感情寄托在景物里的写法。 除了写风景之外，他还记录了很多别的东西。在邹县去孟庙拜谒的时候，他观察得特别仔细，连建筑样式、石碑上刻的字还有古树藤萝都写了出来。像“紫藤一株”盘在那里和古柏缠在一起的样子被他写得像神龙在云里飞舞一样。这些文字不光给研究孟庙的人提供了资料，还能看出当时的读书人对孔孟儒家的尊敬。另外他去看兖州大桥、柳下惠墓这些古迹时的感受，以及感叹鲁中山区“石骨巉岩路曲盘”行路难的话，都把当时山东的社会面貌给画活了。 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本书很有价值。它把每天走的路、住哪里、怎么坐车甚至物价都记了下来，这就成了研究清代华北交通网、驿站功能还有民间旅店生意的好东西。日记里还有他碰到老乡互相唱和的句子像“从兹晨夕共”，这些生动地展示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群体的关系和感情世界。 《公车日记》的意义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人的旅行琐事。它是一个传统文人在那个大时代里的小故事，却因为作者观察得认真、文笔很安静而传了下来。差不多两百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读起来还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味道。历史故事讲得再宏大也没有个人的真实经历更让人能感受到。毕槐虽然没在科举上成功达成心愿，但他用文字完成了另一种抵达——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清楚的文化记忆。这可能就是文献的力量所在吧，也是中华文明一直没断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