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法律数量多，为何仍需法典化 我国现行有效生态环境相关法律已达30多部，覆盖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但长期以来采取分散立法路径，规则在不同法律之间分布，实践中易出现条款交叉、标准不一、衔接不足等情况。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阶段，生态环境治理对象更复合、治理链条更长、执法协同要求更高，亟须以更具统领性的制度框架提升规范供给质量。
娄勤俭指出，法典编纂并非简单汇编，也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既有制度基础上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
原因：制度建设进入“从有到优”的关键期 从实践基础看，生态文明已写入宪法，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共识不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现实层面，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碳达峰碳中和等任务并行推进，要求法律体系既能形成合力、又能保持灵活，既要强化底线约束、也要引导产业转型。
法治建设层面，过去“各立各法”的模式在应对跨区域、跨流域和跨部门治理时，容易出现治理责任边界不清、配套规则不统一、执法尺度不一致等问题。
通过法典化方式提升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时效性，成为现实需要。
影响：以法典统筹治理体系，提升规则可预期性 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将在更高层级上统合规则体系，有利于实现三方面效应：其一，强化制度供给的统一性，减少条款重复与规范冲突，为地方立法、执法监管和司法裁判提供更清晰的适用依据；其二，增强政策—法律—治理之间的衔接度，把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绿色转型等环节放在同一制度坐标中统筹考量，提升协同治理效能；其三，通过明确原则、规则与责任边界，提高市场主体对合规要求的可预期性，促使绿色技术、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
对策：适度法典化，统合存量并为增量留空间 娄勤俭介绍，编纂将采取适度法典化路径，突出“整合提升”与“前瞻引领”并重：第一，将现行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方面法律纳入法典，待法典出台后相关原法律不再保留，避免重复规范并提升体系完整度。
第二，对流域、区域、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等领域的法律制度规范，择其要旨要则写入法典，实现跨领域规则的提炼与贯通，推动从单项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
第三，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展等新任务，法典将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为后续相关法律制度建设预留空间，以保持法典的时代性与适应性。
前景：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护航现代化建设 从长远看，生态环境法典的推进，既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再梳理、再强化，也是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再提升。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转型持续深入，生态环境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仍将不断出现。
通过法典确立统一稳定的基本规则，再以配套法规规章和标准体系细化落地，有望形成“法典统领、配套完善、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治理格局，为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更坚实的法治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福祉。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阶段,将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这部法典的出台,不仅是对过去几十年生态环境立法实践的系统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必将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