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咱们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数量一直在上涨，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就到了6846万，差不多占常住人口的4.85%。这背后其实是很多问题挤在一块儿了。 先说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吧。离退休人员已经接近总人数的四成，到了2020年就有2687万，比2004年多了1219万。人活得久了养老支出就高了，再加上以前机关和企业养老金差距大，现在财政担子越来越重。 还有编外人员扩张失控。从2004年到2018年，编外人数从215万猛涨到442万。基层单位特别明显，因为职能下放了但编制还冻着呢，他们只能用劳务派遣、临时工这些人来凑数，隐形的花费也跟着上去了。 再有就是体制惯性导致的效率低下。有的单位为了不担责任，就拼命设科室、加岗位；有些领导为了巩固权力，故意用效率低的人，层级变得特别臃肿。 现在改革遇到了大麻烦。编制终身制、养老金高替代率让一些人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深圳那边搞试点推进得很慢，别的地方也不敢动。 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人都往外面跑了，但供养的人员却没减少多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1:5的极端情况，压力都压到基层去了。 制度上的成本也很难压缩。政府这边扩招公务员补充新人血、扩大职业年金来养老支出的政策一出来，结果往往是越控制越增长。 要想破局得系统性重构才行。要根据人口流动来动态调整编制和职能；要严控编内的新人数，探索用岗位定人而不是让人定岗位；要压缩编外人员规模，让公共服务社会化购买；养老金并轨也要快点搞起来。 财政供养体系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只有打破利益的篱笆、重新界定权责边界，才能在人口结构大变化中保住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