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思想界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对峙。侯马这个地方出土的陶范证明，当时手工业已经有了标准化、流水线的雏形，这也使得墨家在下层社会中迅速崛起。因为侯马就在晋国境内，所以这个发现更加印证了战国时期工匠阶层的壮大。 这种变化让墨家与儒家有了明显的不同。墨子作为“刑徒”出身，身份低微；而孔子却是没落的贵族。墨子看到的是底层百姓的痛苦，因此他提出要“节用”“非攻”，让百姓活下去；孔子则是从周礼的修补入手，想要重建社会秩序。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在具体方案上的对立：儒家讲“礼”，墨家就喊“非礼”；儒家讲“乐”，墨家就喊“非乐”；儒家讲风光大葬，墨家就喊“节葬”。 这种对立其实是不同阶层利益的冲突。商鞅曾用“刑徒”治理国家，而墨家正是因为贴近这些底层人的想法而得到了大量拥趸。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背景下，墨家因为其极端的思想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墨者俭而难遵”。他说的没错，墨子要求弟子出仕后的俸禄要全部交给总部由“巨子”统一调配。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在战乱时期还能让大家抱团取暖，但和平年代谁愿意把血汗钱无偿充公呢？ 钱穆先生说：“儒家是良心教，墨家是苦行教”。这个比喻很贴切。良心人人都有，但苦行却很难坚持。“兼爱”听起来高尚，却要求把邻居当亲儿子疼，甚至把工资卡上交邻居。这种要求直接挑战了人性的底线。 秦统一后天下局势大变：“非攻”失去了客户；“非礼”“非乐”也不被需要；“节用”更是成了废话。 儒家把贵族礼乐改造成维护秩序的工具后就顺风顺水了；而墨家坚持原教旨主义不肯改变命运就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任何试图彻底改造人性、全员圣人化的制度都不可能长久。儒家能活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懂得顺应时代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