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洪武和永乐两帝的征边都算上，明朝连续在大明疆土上打了5次仗，结果朱棣就是把明军拉到北境来回折腾了5次，愣是没能彻底把蒙古给抹平。除了这两位老兄死磕到底，其他皇帝大多选择缩回自家院墙里搞防守，指望用砖头瓦块挡刀枪，结果自然还是摆不平局面。直到嘉靖皇帝咽了气，大家才在隆庆年间坐下来签字画押罢兵。表面上看大明还挺硬气，其实在对游牧民族的这盘棋上，倒不如学学宋朝那个“澶渊之盟”的做法，看上去挺客气，其实就是拿手里的钱袋子去套住对方。毕竟咱们的家底比大宋厚实多了，拳头也硬得多，不用像宋朝那样每年倒贴银子搞岁币，只要用好了那个朝贡体系，搞搞“平等”的买卖，让草原上的贵族变成拿咱们奢侈品当命根子的买办，那问题就简单了。 当年朱棣也想学汉武帝那样，趁着国力最盛的时候一刀斩断祸根，可惜手下没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猛将，只能自己拎着剑上马冲锋陷阵。结果战绩也就那样，只能算是赢了面子丢了里子。等他那一圈折腾完了往后一看，仁宗才活了一年多就没了；接着是宣宗这个喜欢斗蛐蛐的皇上，比起《大明风华》里的形象差远了；再往后就是瓦剌来的留学生，一场败仗直接让大明最精锐的几十万大军全喂了狼。从那以后攻守就倒了个个儿，大明再也没那个力气去动蒙古的根基。 部队里的兵丁平时都成了屯垦的农奴，基本领不到军饷，没事就在地里刨食吃，根本没有军人那股子精气神和荣耀感。这种兵平时也就只能守着城墙吓唬吓唬更弱的老百姓罢了。好在蒙古人不擅长爬墙攻城，所以防守起来还能勉强凑合。另外一块重要的地盘——漠南和东蒙古，明朝根本没把这两块地当成自家人看。它们本来就挨着中原和东北地界，两边贸易频繁得很。一到下雪封路的时候，朝廷还允许牧民往南边躲灾避寒，给他们发点吃的救济粮。这样一来，牧民们自然就不会跟北边的蒙古人混在一起往南抢粮食了。只要再把太原、张家口、辽中平原这些地方守住就万事大吉了，长城都可以省着修了。至于漠北的王庭左右翼加起来也就两三万匹马军兵。这帮家伙召集人马起码得半个月的时间。咱们在那附近修个军城驻扎3000人守着就行了。谁要是不听话乱动歪脑筋想召集人手，咱们直接上去拍死他就完事了。 我是真觉得问题还是出在民族政策上。宋明两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确实差劲得很。明朝前期给蒙古封王却不把他们划入版图里去管；对贸易又管得特别严，就是不想让他们吃饱肚子。蒙古那边缺碳水化合物饿得慌。真要想把蒙古问题解决好，就得学学汉武帝那一套办法。要么先把西域这块地盘攥在手心里；要么从东北方向出兵动手；或者往东北大规模移民过去驻军守着呼伦贝尔养军马；再通过驿站建立起收购皮毛药材矿产牛羊贩卖盐粮布匹的商站网络来供养军队。说白了打仗就是烧钱的事儿。 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一是自然灾害来了就得转移支付由南边补北边的亏空；可偏偏南边的税收不上来——明朝的商税定得太低了——最大的钱袋子都掌握在士大夫家族财团手里；上下互相保着收税难如登天；除非派魏忠贤这种狠人去收才行。二是因为有人祸——大户人家借着天灾搞土地兼并——老百姓变成流民到处抢地盘——好城池被攻破也成了流民——雪球越滚越大中央想招安却没钱没地没粮食安置——招安还容易被反咬一口。三是因为张居正改革搞了粮食本位变成了白银本位——虽然在万历时期短时间里国库充实了不少——但朝廷手里没有白银的生产权和控制权——粮食贬值白银升值——北方种地的人为了交税相当于被割了两次韭菜——更容易变成流民流落四方。 归根到底还是没钱的事儿——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害了大伙儿——糜烂的卫所制度像养猪场一样——低商税又抑制了商业发展——到了后期为了保稳当不敢乱动——搞改革也不行。蒙古那边其实也挺苦逼的——明朝时期他们还能一直往北边逃等明军走了再回来——等到清朝那会儿俄罗斯已经占了西伯利亚——蒙古没有撤退的后方了——只能乖乖臣服清朝以求生存。 总之民族问题挺复杂的——妄想把对方彻底消灭干净挺难的——只能用怀柔政策来安抚不要太激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