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西北师大开学那天，周教一上来就没闲着，也没像往常那样先去报到。他随手写了张“民族教育现状问卷”，拿着这张纸往临夏、甘南和定西跑了一大圈。这一路他顶着烈日，两个月愣是收了两千多份数据。“那时候我才真觉得研究不能光在书桌上空想，”周教授一边翻资料一边感慨，“那是我第一次懂得，研究生最要紧的是把问题写进日程表。”后来他又跟着导师扎进中英、中欧合作项目里。从“双语教学模式”到“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十几个国家跑下来，他学会了“用数据说话”，也养成了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习惯。 “课题不是终点，”周教授在报告里拍了拍话筒，“而是咱们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的麦克风。”2006年本科毕业后，他就在学校一边上课一边带学生，到了2007年站上了讲台招硕士。“直到2014年才迎来第一批博士，”周福盛笑着说，“这期间我白天讲课、晚上写项目书、周末还要跑田野。”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他也没停下笔，坚持每周读三篇顶刊文章。 这次回到宁夏大学教育学院给师生们做报告的时间是6月15日下午，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大家都想听听周教讲讲研究生该怎么过。张善鑫教授把主持棒交给了他，“不用搞什么炫目的PPT”，他直接用了“我”在师大的经历、毕业后做了什么、研究生该怎么做这三条时间轴来说事儿。“我不是说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教授搓着手说，“我是把别人打盹的时间用来长知识。” 面对民族教育学专业的学生，他把要求摆得明明白白：自学要每月精读一本原著和两篇高被引论文；阅读每学期保底读十本专著和两百篇文献；写作方面更是严格，“别把论文写在微博上”，他直接点名要写进SSCI和CSSCI。 为了让大家好落地，他当场示范了一张读书卡片模板。这张卡片就分成四栏：作者、核心观点、跟你研究的关联以及自己的批注。“这样每一页纸都能有回声，”他边说边在白板上划拉了几下。 报告结束后掌声响了好一阵子。有个研究生在留言册上写：“原来研究生生活可以这么‘燃’！”周教授在车上回了条短信：“把今天的收获写进读书笔记，下一场田野就在你们脚下。”“问题—阅读—写作—田野”，这个闭环他又扔给了所有人。“这就像一张成长路线图，”他最后总结道，“只要肯走，路就在脚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