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工作中，有人利用税收政策专业性强、环节多的特点，打着“税费抵扣”的旗号实施利益输送。对此类案件如何定性，既考验法律把握，也考验对问题本质的识别能力。近日，有关部门结合典型案例，对有关问题作了分析说明。 案件基本情况显示，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李某因购车资金紧张，向私营企业B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提出由其代为支付30万元购车款。陈某为顺利中标A公司采购项目，当即同意。随后，陈某以B公司可通过该笔购车支出抵扣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共5万元为由，提出李某只需支付25万元，剩余5万元作为“公司省下的税费”。李某明知其中存在利益输送仍然应允，并在后续项目评审中为B公司提供便利。 对于李某少支付5万元购车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李某获得了税费抵扣带来的“让利”，应依照廉洁纪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另一种观点认为，该5万元本质上是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从陈某处获得的财产性利益，应认定为受贿款并计入受贿总额。 专家分析指出，第二种观点更为准确。关键在于厘清购车款支付与税费抵扣之间的法律关系。 从法律性质看，税费抵扣是国家为支持企业生产经营设立的法定税收优惠，适用范围和条件均有明确规定。企业因购车形成的抵扣权，属于其依据税收法律法规享有的法定财产性权利。抵扣带来的税款减少，本质上是企业应纳税额依法减少，体现的是国家税收利益在法定条件下向企业的让渡。 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中，购车款支付与税费抵扣是两类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前者是买卖双方基于购车合同形成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核心是车辆交付、所有权转移与价款支付；后者是企业与税务机关基于税收法律法规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核心是企业是否满足税收优惠条件。两者在主体、客体以及权利义务内容上均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相互替代。 本案中，B公司支付30万元购车款后，能否抵扣5万元税费，取决于此项支出是否符合抵扣条件，例如车辆用途是否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等。即便B公司最终实现抵扣，也系其自身符合法定条件后的税收结果，并非源于李某的购车行为，更不能据此成为李某少付购车款的正当理由。 不容忽视的是，B公司后续在申报税费减免时并未将该购车款纳入成本费用，这深入表明陈某所谓“税费让利”并不成立，其真实意图是借此向李某输送5万元利益，以换取李某在项目评审中的关照。 专家强调，此类案件的要点在于识别行为真实目的。请托人以“税收优惠”“抵扣节税”等表象包装利益输送时，不能停留在形式上的“看似合规”，而应抓住利益交换的实质。李某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了陈某以“税费让利”名义提供的5万元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受贿款并计入其受贿总额。 此外，该案也反映出部分企业和个人对税收政策的误读与滥用。税收优惠政策是重要的经济调节工具，但不能被用作利益输送、腐蚀公职人员的借口。企业应依法合规享受税收优惠，不得将其异化为行贿的手段。
税收优惠是国家支持实体经济的制度安排，不是权力寻租的“遮羞布”；对披着“税费抵扣”“成本入账”外衣的利益输送，既要在个案中准确认定、依法依纪严肃处理，也要在制度层面堵漏洞、强约束，让政策回归惠企利民本意，让权力运行始终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