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有点子难落地”，普通团队起步压力突出。调研显示，高校创新创业实践中，一些缺少显著学术头衔、行政资源或公司经历的师生团队，往往在项目萌芽阶段就遇到“缺场地、缺资金、缺辅导”的现实障碍。相比之下，部分由院士、杰出人才领衔的项目更容易获得园区入驻、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偏差，使不少具有市场潜力的创意停留在设想阶段，难以形成可验证的产品或商业模式。 原因——评价导向与资源配置叠加，形成“优先给强者”的惯性。一上，部分高校仍以论文、课题、奖项等指标衡量教师与院系绩效，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职称评定、考核体系中的权重相对不足，导致创新创业服务供给动力偏弱。另一上，园区和资金方风控与绩效压力下，更倾向选择“成功概率更高、背书更强”的团队，客观上抬高了普通师生团队的进入门槛。此外，创业涉及产品迭代、市场拓展、财务合规等综合能力，普通团队在商业运营经验、产业资源链接等短板明显，更放大了“先天资源不足”的劣势。 影响——创新活力被压缩，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受牵制。若“重明星轻草根”的资源倾向长期存在，可能带来两上影响：其一，高校创新创业生态趋于固化，更贴近需求与应用场景的“小而美”项目难以成长，影响成果转化效率；其二，学生创新实践机会分配不均，部分有热情、有能力的普通师生因缺乏支持而止步，削弱高校作为创新策源地的人才培养功能。从更宏观层面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面向细分领域的技术改进与商业模式创新，若基层创新供给不足，将影响市场活力的持续释放。 对策——以制度化供给补齐“第一公里”，推动资源更精准、更可及。李洪强建议，高校要成为普通师生创新创业的坚实支撑。在机制设计上，应在教师职称评定、院系考核中显著提高成果转化、创办企业等指标权重，使其与论文、项目等指标同等评价，并在特定岗位和学科中形成更强牵引，促使更多教师将科研成果对接产业需求，形成可转化的技术与产品。在资源保障上，可由学校自筹设立小额“萌芽种子基金”，以较小额度、较快流程支持原型研发、用户验证等关键环节，同时盘活闲置场地建设“校园创客空间”，为团队提供基础办公、试制与交流条件，降低起步成本和不确定性。 针对园区端的准入问题，建议省内孵化器及大学科技园通过配额方式优化供给结构，预留一定比例场地专门接收无“帽子”、无公司经历的普通师生初创团队，探索“零门槛”或低门槛入驻机制，并配套基础导师辅导、法务财税支持、产业对接等服务，帮助团队跨过从创意到产品的关键门槛。为避免资源过度向少数团队集中，可对已占有较多学术与行政资源的团队适度提高产业化承诺和考核要求，推动其在市场化落地上承担更匹配的责任；同时将腾出的政策空间用于设立面向普通团队的“陪伴式成长基金”，按项目里程碑分阶段、以后补助方式支持，兼顾风险控制与资金使用效率。 前景——从“拼背景”转向“拼能力”，形成更健康的创新生态。业内人士认为，优化资源配置并非削弱对高水平团队的支持，而是通过更精细的分层分类机制，让不同类型团队在各自赛道获得匹配条件。随着高校评价体系持续完善、孵化平台服务能力提升，以及地方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持续加力，更多普通师生团队有望在原型验证、首单获取、产业合作等环节实现突破，为区域经济提供更广泛的创新供给。对湖南而言，推动创新资源向更广范围的师生开放，有利于形成“从课堂到市场”的闭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青年人才成长同向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需要破除固有思维和制度壁垒。当高校真正建立起“不问出身、但看潜力”的支持机制，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有破土而出的机会，才能更充分释放人才红利。这不仅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也关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能力。李洪强委员的建言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其成效也有待在后续改革实践中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