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水域安全事故多发易发，基层救援力量与群众需求存在缺口。
古黄河贯穿宿迁城区，沿岸亲水空间多、日常活动频繁，溺水、落水、冰面险情等事故具有突发性强、黄金救援时间短的特点。
一旦处置不当，极易造成生命损失。
同时，部分水域岸线复杂、夜间视线差，遇到极端天气或人员密集时，专业力量抵达前的“空窗期”成为风险集中点。
如何把“第一时间”变成“有效处置”，是摆在城市水域安全治理面前的现实课题。
原因：救援资源不足、群众安全意识参差以及机制协同有待加强等因素叠加。
早期的民间救援往往面临设备短缺、资金匮乏、技能缺少体系化培训等困难，志愿者虽有热心，却容易在高风险环境中“带伤上阵”。
此外，部分群众对水域风险认识不足，缺少自救互救常识，遇险时容易出现盲目施救、二次伤害。
另一层原因在于基层治理的复杂性：水域管理、治安巡防、宣传教育等涉及多部门，若缺乏常态联动和社区参与，风险难以及时被发现、被处置。
影响：一支可持续的志愿救援力量，正在成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补位。
2009年1月，王爱东在两次救人经历后意识到“单打独斗”难以覆盖多发险情，随即与3名在古黄河边创业的大学生合力组建水上志愿救援队。
队伍成立之初装备简陋，仅靠竹竿、救生圈等开展救援，但随着实践积累与社会支持增强，志愿者规模不断扩大，形成覆盖更广的响应网络。
据介绍，队伍17年来参与2300多次救助行动，挽救432条生命，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100余起。
2014年春节期间，面对连续多晚破坏车辆轮胎的案件，队员深夜巡逻并配合警方制服嫌疑人，体现了志愿力量在群防群治中的现实作用。
由此带来的不仅是生命救助的“增量”，更是风险预警、秩序维护与社会互助的“结构性提升”。
对策：以制度化组织、专业化训练和技术化装备提升为抓手，推动志愿救援从“热心”走向“能力”。
一是组织体系更细化。
队伍内部设立党员先锋突击队、退役军人突击队、女子救援分队、技术救援分队等，形成分工明确、快速集结的应急模式，使“有人救”转向“谁最适合救、怎样更安全地救”。
二是装备与技术持续迭代。
为破解“缺船缺装置”的难题，发起人曾自费购置二手救援艇，并结合实战需求研发多类施救装置，如手持杆式救援夹、绳控救援夹、无人机投送物品装置、船舶停靠辅助装置等，部分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体现了基层创新对提升成功率、降低风险的价值。
三是把“救”前移到“防”。
队伍在无行动时常态化进入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安全急救与救援技能宣传，累计开展1.8万余场志愿服务，覆盖50余万人次，推动形成“少出事、少冒险、会自救”的社会氛围。
四是强化协同联动。
通过与公安等部门的协作，志愿队伍在救援之外参与巡防与信息支持，增强了社会治理的触角与密度。
前景：从个体善举到社会化动员，基层应急治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随着城市亲水空间持续扩大、群众休闲方式多样化，水域安全治理将更加依赖“专业力量+社会力量”的协同格局。
志愿救援队伍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更需要在培训认证、风险保障、装备标准、数据管理与联动指挥等方面持续完善，以减少志愿者自身风险、提高处置规范性。
未来，若能进一步把救援经验沉淀为可复制的规范流程，并与属地应急体系在信息共享、联合演练、警示设施优化等方面形成闭环，将有助于把“事后抢救”更多转化为“事前预防”，推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塑造。
从一根竹竿到现代化装备，从四人小队到数万之众，黄河水上志愿救援队的成长史，正是新时代退役军人永葆本色、志愿服务精神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今天，这种"凡人善举"凝聚成的群体力量，不仅守护着母亲河畔的生命安全，更标注着社会文明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