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深教授黄进提到，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快、国际经贸规则不停更新的情况下，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商品和要素流动，而是转向了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就是要把规则、管理和标准进行对接，把国内制度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起来，消除那种阻碍商品和服务进入的“边境后壁垒”。这就是把原来的“边境开放”变成“边境后开放”，是更高级、更广泛、更深层的对外开放。把制度型开放搞好了，中国就会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这种视域下，黄进还说要特别注意法制和规则对接。因为全球化到了规则重构的时代，改革也到了深水区，只有善于用两套规则才能促进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武汉大学的高梅也提到了这一点。她把涉外法治建设分成了几个部分：一是立法要吸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二是执法要优化营商环境；三是司法要提升公信力；四是法律服务要双向互动；五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些工作都要展开制度设计和统筹推进，给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