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蜀汉昭烈帝刘备成都称帝后，随即面临重大战略取舍。此时曹魏已取代汉室正统，东吴又背盟夺取荆州并杀害关羽，新仇旧恨叠加，刘备最终决定出兵东进。然而在备战的关键阶段，车骑将军张飞在阆中被部下范疆、张达杀害，首级被带往东吴。此变故直接打乱了蜀军原有部署。军事史专家分析认为，张飞作为蜀汉开国名将，当时在军中的作用难以替代。据《三国志》记载，张飞原计划率万余人马自江州东下，与主力会师。若计划顺利推进，蜀军可形成“张飞为锋，刘备为继”的梯次攻势。水陆并进的打法既能发挥蜀军在复杂地形中的作战特点，也能对吴军形成更立体的压力。 从战场地理条件看，夷陵一带地形多变，长江水道与陆路并行，要求部队具备分兵协同与快速联动能力。张飞历经当阳之战、巴西之战，既能指挥步兵阵列，也熟悉水战组织。史料显示，他在江州练兵时尤其重视舟师建设；这一点，与后来陆逊火烧连营时蜀军暴露出的水军短板形成对照。 战争推演认为，若张飞统领前军，蜀军至少可能获得三上优势：其一，前锋可更有效控制长江沿岸要隘，压缩吴军迂回包抄的空间；其二，经验老到的统帅更可能提前识别陆逊“诱敌深入”的意图，减少被动；其三，即便局势不利，也更有机会组织有序撤退，保存主力。这与史实中蜀军因指挥链受损而迅速崩溃的结局形成对比。 当代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指出，古代战争中，将领素质往往会直接影响战役走向。张飞遇刺不仅削弱了蜀军战斗力，也使指挥体系出现断层。此事亦提示后世：重大军事行动应建立清晰的指挥替补与应急机制，同时加强军中治理，尽量降低非战斗减员对全局造成的冲击。
历史常被“如果”牵动，但真正左右成败的，往往是战略定力与体系能力。张飞之死确实加重了蜀汉伐吴的被动，也提醒后人：重大行动不能只倚仗勇将，更取决于稳定的组织、严明的军纪、清晰的目标，以及对战场环境的敬畏。把个人置于整体结构中审视，才能更接近战争胜负的真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