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在浙江设立第三处"故宫厅" 首展聚焦历代进士文化艺术成就

浙江文脉悠长、书院兴盛,如何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更好释放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成为各地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课题。

12月28日,“故宫厅”在浙江省博物馆正式揭牌,并以“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作为开幕首展亮相,标志着国家级博物馆资源与地方公共文化平台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对接,为推动优质文化供给扩容下沉提供了新的样本。

从问题维度看,优质文化资源长期存在分布不均、可及性不足等现实挑战。

一方面,顶级文物和高水平策展多集中在少数大型城市与核心馆舍;另一方面,公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既希望“看得见珍品”,更期待“读得懂文化”。

“故宫厅”以稳定、长期的合作机制,将优质展陈与研究力量引入地方馆,使公众在家门口也能接触到高等级文物与系统性叙事,回应了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现实诉求。

从原因分析看,“故宫厅”之所以受到关注,关键在于其背后是文化资源共享理念的制度化推进。

近年来,文博系统在藏品保护、展览交流、数字化传播、社会教育等方面不断探索协同路径,通过联合策展、长期陈列与学术合作等方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浙江作为文化大省、旅游强省,公众文化消费活跃、博物馆事业基础较好,对高水平展览的承接能力强、辐射带动效应明显,为“故宫厅”落地提供了良好土壤。

从影响层面看,本次首展以“历代进士”这一兼具制度史、文化史与艺术史内涵的群体为叙事主线,具有较强的公共教育价值与现实启示意义。

展览设置“进士之路”“博学鸿儒”“艺苑群英”三个单元,通过古籍、书画、文房器用、陶瓷、玉器、印章、家具等多类别文物,勾勒“登科取士”背后的学习传统与社会流动机制,呈现士人群体在理学、史学、科学、教育、鉴藏等领域的贡献,并以诗词、书画与艺术理论的演进,展示中华审美与学术精神的绵延传承。

这样的结构,有助于观众从“文物之美”走向“制度之理”“精神之源”,在理解历史的同时形成面向当下的价值判断。

展品中,明代于谦行书作品《于谦行书题图赞页》引人注目。

于谦为浙江杭州人,其清正刚直的风骨与家国担当在历史叙事中具有典型意义。

作品笔力遒劲、气息峻拔,既体现书法功力,也折射人格气象,使观众更容易把“清白”“担当”等精神要义与具体历史人物、真实文物建立连接。

清代纪昀《纪昀楷书四库全书目录卷(经部)》同样具有代表性。

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之一,其以工整严谨的楷书抄录目录,呈现出治学与治事的秩序意识,映照出学术传统在国家文化工程中的制度化表达。

两件作品分别从“气节”与“学统”两个维度,为展览主题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增强了展陈的辨识度与传播力。

从对策路径看,“故宫厅”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引进来”,也要“扎下去”。

一是强化文物安全与专业化运维,确保展品运输、陈列、温湿度控制与安防体系达到高标准,让长期展陈更稳、更可控。

二是提升解读体系与公共教育供给,通过主题讲座、研学课程、面向青少年的分龄导览,将“进士文化”从历史概念转化为可理解、可参与的学习体验。

三是推进学术研究与地方叙事结合,围绕浙江本地科举史、书院史与士人家风家教等开展专题研究,形成展览、出版与教育产品的联动,进一步放大社会效益。

四是拓展跨馆合作的常态化机制,在联合策展、藏品轮换与人才培养方面形成更稳定的通道,持续提升地方馆的策展与研究能力。

从前景判断看,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博事业将从“把展办好”进一步迈向“把文化讲透”。

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3月28日,较长展期有利于形成稳定的观展热度与社会教育效应,也为后续数据评估、课程开发与品牌沉淀提供时间窗口。

未来,若能在数字化展示、沉浸式教育与多语种传播等方面进一步发力,“故宫厅”不仅能成为展示精品文物的平台,也可能成为连接城市文化、学术研究与大众教育的综合载体,为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开更广阔空间。

从紫禁城到西子湖畔,文化资源的流动正在改写传统的传播格局。

当于谦的墨迹与故乡重逢,当科举文物走出库房与当代对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博物馆职能的拓展,更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创造性传承。

这种“国家馆+地方馆”的合作模式,或将为破解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