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现状：过度加班已成结构性顽疾 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8.6小时，明显高于法定标准。此数据折射出大量劳动者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的现实。陆铭指出，当前职场中的“内卷式”加班已从个别行业扩散至更广泛的劳动市场，逐渐形成以堆工时替代提效率的竞争模式。 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隐形加班”同样值得警惕：随着数字工具普及，工作与生活边界被不断压缩，不少员工下班后仍处于“在线待命”状态，疲惫感随之累积并常态化。 二、原因分析：路径依赖与制度缺位相互叠加 过度加班的形成，既源于企业管理上的惯性，也与制度保障的薄弱有关。 从企业逻辑看，在“延长工时—换取产出”的路径成本较低时，企业往往缺少动力持续投入技术创新、流程优化和人才培训，进而对“人海战术”形成依赖。依赖一旦固化，员工用于思考和创造性工作的时间被挤压，企业内耗增加，突破性创新更难出现。 从制度层面看，现行劳动法律对工时上限、累计加班时长以及加班报酬等规定仍有细化空间，监察执法力度不足，劳动者举证与维权渠道不够顺畅，加班补偿机制落实不力，客观上助长了违规用工的扩散。 三、多维影响：从个体健康到国家竞争力 陆铭强调，过度加班的影响已不止于劳动关系本身，正在向经济、社会与人口等领域外溢。 在个体层面，长期透支使慢性病呈年轻化趋势，心理健康问题更易发生，劳动者身体机能下降，生活质量受到明显影响。在消费层面，当时间被工作占据，休闲、文化、教育等服务消费的意愿与能力随之走弱，对扩大内需形成掣肘。在人口层面，高压的内卷环境削弱生育意愿，更加重人口结构压力。 此外，过度加班还带来更突出的国际贸易风险。陆铭指出，欧盟拟于2027年底正式实施的涉及的反强迫劳动法案，可能对我国出口欧盟产品形成实质性约束。一旦国内加班文化被认定为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容易引发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导向型企业。 四、对策建议：系统施策、多方联动 陆铭认为，破解“内卷式”加班需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与劳动者共同推进。 在法律制度层面，建议进一步细化并优化劳动法律中关于工时上限、累计加班时长及加班报酬的规定，稳步向国际通行标准靠拢；加强劳动监察执法，提高违规用工成本；建立便捷、保密的举报渠道，并探索数字化辅助手段以降低举证难度。同时，可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变相强制加班”的具体情形，为执法监管提供可操作的依据。 在企业管理层面，建议推动企业将考核重心从“工时长短”转向“成果产出”，推广更科学的管理方式与弹性工作制度，并通过自动化流程等数字技术替代重复性、低价值劳动，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工时消耗。 在人才培育层面，建议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在职培训投入，帮助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常规性工作的群体，提升技能、适应技术变革，减少因能力结构错配带来的内卷式竞争。 在行业自律层面，建议支持行业协会与工会牵头制定合理工时标准与职业健康规范，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治相互补充的治理体系。
“反内卷”并非否定奋斗，而是让奋斗建立在尊重规律、保障权益与提升效率之上。只有把劳动者的休息权真正落到实处，把企业竞争力更多建立在技术进步与管理提升之上，消费才会有时间，创新才会有空间，发展才更可持续。这既是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