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寒冬，豫皖苏边区正面临日伪军“扫荡”与内部整合的双重压力。12月10日，边区党委副书记吴芝圃率精干工作组赴永城处理耿蕴斋、吴信容问题，这原本是推进内部协调、巩固团结的常规工作，却因17团团长刘子仁的谋划，演变为一场生死危机。事件的关键在于刘子仁刻意制造的离间。作为掌握兵权的军事主官，他利用送餐《请柬》夹带密信，向耿、吴二人散布“吴芝圃设鸿门宴”的虚假信息。史料显示，此举意在撕开边区领导层的裂缝；其真实动机与深层指向，至今仍是抗战史研究关注的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耿蕴斋、吴信容情绪激动，甚至扣押路南特委书记李忠道作为人质。纵翰民虽及时示警，但吴芝圃未能充分重视，折射出当时情报核实与传递机制的不足。在洪河集对峙期间，吴芝圃多次指出“这是挑拨离间”，并坚持按组织程序处理，反映了其在紧急情势下对原则和纪律的坚守。事态在午宴时推向顶点。刘子仁派出的行凶人员被吴信容及时制止，说明边区干部在混乱中仍保有基本政治判断。然而，当耿蕴斋提出与刘子仁当面对质时，吴芝圃的迟疑暴露出两点风险：其一，重要文件落入对方掌控带来的被动；其二，对刘子仁可能发动武装叛变的判断不足。最终，吴芝圃采取迂回脱身策略，借道一条脊庄寻求支援，体现了其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据《豫皖苏边区抗战史》记载，此次脱险为后来处置17团叛变争取了时间，但也使边区错过了当面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
历史反复证明——形势越严峻、任务越繁重——越要靠制度和纪律稳住人心、厘清是非。把分歧带回组织程序，把谣言止于事实核查，把冲动约束在统一指挥之下，才能守住团结底线，避免“小风波”演变为“大损失”，为事业发展争取更可靠的安全与主动。